时隔3年，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在广州的春天开启，华南师范大学为2020年毕业的学生们补上了因为疫情迟到已久的告别仪式。毕业生们从各地赶来，弥补青春的遗憾。告别也是重逢，重新见到老同学，过去特殊3年的记忆，都在这一刻展开。
2020年的夏天，为了迎接毕业，雷雷染过一头张扬的紫色，毕业典礼没有办成。3年之后，头发变回了深色，她也回到久违的校园，或者说是赴约，学校要为2020届的毕业生补上一场毕业典礼。
回想最后离开校园的场景，是有点凄凉的。疫情爆发，所有人都在家里待了半年，从冬天到夏天，回校就是离别的时刻了。雷雷是最后一个回去收拾的，宿舍空空荡荡，桌子上只剩她的东西——水杯、化妆品都蒙着一层细细的灰尘。办离校手续那天，大家匆忙集合在一起，叫来老师，用手机私下拍了几张合照，人也不全。
以往的毕业典礼像节庆一样，学校前面那条街全是卖气球和花束的小贩，提醒他们这是个特别的日子，学弟学妹用无人机拉横幅，准备礼物，合照、拨穗、抛帽。而那个网课时代的毕业季，大学城是空的。
没有出征仪式，就进入到各自人生的战场。雷雷说自己学生时代是性格内向的人，“每个人都觉得可能会考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那种，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之后，她的确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工资3000元，每天朝九晚五，复制粘贴各种毫无意义的材料。
疫情出省要报备，整整一年她都没有出过广州市。被约束得太难受，她决定辞职，去了一个反差极大的行业——做美妆电商，促销节日加班到凌晨一点也不少见。虽然累一点，她能感受到自己变得开朗，在社交上更游刃有余了。
她一直记着那个潦草的收尾。毕业那年的7月底，雷雷特地回了趟学校，在校门口穿着专门买的学士服，和父母一起拍了一卷“毕业照”，算是给自己留一点纪念。
中途学校也说过要补办，原本定在去年夏天，年级群里沸腾了。有人专门从外地请假赶回广州，坏消息直到前一个晚上才降临——广州出现了病例，毕业典礼再次取消。“我都已经到高铁站了，还要不要上车呢”，有人难掩失落。雷雷本来约了摄影师，新买了白衬衫和百褶裙，计划好一天的补拍行程——从举行典礼的石牌校区，到常常去上课的大学城校区，所有的悉心准备都落空了。
现在终于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虽说没了去年那样澎湃的心情，雷雷还是特地在出发的前一晚和室友们去理发店吹了头发。她捂着头说着，千万不要淋到雨啊，广州潮湿的春天，还是让头发在五分钟之内塌掉了。
三年后重回学校是怎样的感受呢？早上六点多手机铃声响起的一刻，雷雷就很精神了。校园里拉着欢迎的横幅标语，有人提着行李，还有穿学士服的校友抱着小孩。她去饭堂买了个包子，还是熟悉的味道。学院特意弄了个甜品台，每一块小饼干上都插着一面小旗子，写着每一个毕业生的名字。
担任兼职班主任的学长学姐专门回来了一趟，准备了好多束向日葵，还带来了雷雷他们班入学时的记忆。大一军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写了几千字的自我介绍信，原本学长要在毕业那年还给他们的。对他来说那是一份沉重的责任，放在存重要文件的柜子里，终于要交还到他们手中了。
最隆重的是拨穗环节。在学校的手球馆，主礼教授举着“学术权杖”，踩着红毯入场，那一刻有些莫名的喜感。学生们开玩笑叫它“巴啦啦能量小魔仙棒”，这根“师”字形、乌木托着的金银配色“权杖”，还是2019年全校一起投票选出来的，后来没了毕业典礼，就一直没用上。
雷雷在台下等待，内心是雀跃的。真正上了台，脑子却一下空白了，突然变回了那个手足无措的大学生。怎么经历了三年社会的历练，这种时候还是懵的呢，回想起来她觉得有点好笑。
“久等了，毕业快乐！”从穿着院士服的老师手中接过没有毕业证的外壳，她觉得自己好像才真的毕业了。懵的不止她一个，下了台有同学说起，被校长问到“在当老师吗”，大概是师范学校会关注的问题，没有做老师的她，还是在慌乱中乖巧地点了头。
等待的时候，雷雷和前后的同学闲聊，有意思的是，这个偏教育方向的专业，80%以上的同学都没有当老师，有去私企的，读研的，班长参军了，隔壁专业一起上过高数课的同学小孩都已经两岁了，大家像是开了什么人生加速器，她暗自感慨。全班三四十个人，回来了十多个。去年说要补办的时候，刚从美国毕业回来的室友阿鹿在隔离。今年阿鹿来了，另一个室友去了英国读书，宿舍总是遗憾地三缺一。
阿鹿是为数不多经历过毕业仪式的人。2022年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毕业，她穿上小白裙和硕士服，参加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毕业典礼。
那天，放眼望去都是DIY的毕业帽——手工串珠做的花、婚纱一样的、粘贴实验仪器的，还有人彩绘了自己的爸爸妈妈。每一个毕业生的名字被念到，台下就爆发出的亲友团巨大的欢呼。轮到她的时候，会场突然安静——她的父母亲友都在国内，因为疫情没能到现场。
原本两年的留学生活，有一半的时间在上网课。直到2021年的夏天，她才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学术讲座和博物馆新展很多，吃完饭在校园里散步，被红砖建筑围绕，她有种久违的幸福感。每周都有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开放，从弦乐四重奏、交响乐，到邀请说唱歌手的夏日庆典，她贴着彩印纹身贴，拿着荧光棒，和全校一起在大草坪上蹦。
就在阿鹿到美国后不久，国内的防疫政策逐步收紧，在深圳的父母每天都要去排队做核酸检测。去年春天，隔着时差，下午六点她要帮上海的家人抢菜，太难了，她也抢不到；上海的朋友被封控之前刚好水电断了，房东过不来，就被迫在邻居家洗澡、打水、给充电宝充电。
即便这样的生活离她很遥远，她依旧能感受到亲友的沮丧、崩溃。临近回国的时候，各种检测、手续、证明让她又重新保持小心翼翼，可千万不能感染耽误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