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突然在亲人群里发一个视频，三个穿蓝色工装，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背对镜头，站在五堆隆起的垃圾中间，缓慢从靠墙的垃圾山上捡出一个两个，转身抬手扔到铁丝筐里。屏幕两边露出两个巨大铁丝筐的一角，正中间的灰墙最上方挂着一个小牌子：塑料分选区。
没有人说话，五分钟后，他说，工人分选场地，发错了！
视频只有工人扔塑料残体的声音。其他一切，粗哑的交谈、橡胶底军绿色布鞋的脚声、被荒凉麦地吸收又释放的空旷郊外的噪音，一并包裹在强光般的沉默里。也许是父亲的手机旧了，白光给镜头蒙上一层隐约的水光。垃圾堆和抬起手臂的人在水中弯折，工人抬起沉压压的水，朝外抛出遗弃物，水把一切轻柔吞没。模糊中左边工人朝我瞥一眼，灰色安全帽带斜卡在嘴角，他定了一秒，又转过身去。
父亲站在他们身后，微微晃动镜头为同伴记录工作。铁皮工厂外铺着一片饥饿的麦地，银烂烂地荒着，和厂里立着的一把荒乱中年平分首都的尾气。一周后父亲左手大拇指被压缩机器割开，那张被用来证实工伤的图片中，从模糊的指根淌下一滩血。他被送到医院缝了十二针，线穿皮肉，像缝起一道黢黑的河流。城市垃圾繁盛，他必须待在工厂里养伤。多年前独自站在家乡的小河边，他举起手臂拍摄碧绿的溪水。水声冲刷起他的童年青年，洗得发白发亮，太轻太淡，以至父亲没看清，杨树边就升起一颗星星。
也许字一直是我最忠诚的听众，甚至由我操控它的背叛，以至现实生活之上，我哑口无言。我转钱过去。我说，爸爸，好好休息。
三月初和朋友回到北方，他要在湛蓝的故乡举办婚礼。婚礼前的清晨，我和d 走到县城一座破旧的寺里，戴老花镜的老头卖给我们两张五元门票。只有一个佛殿，阳光挂在蛛网密布的窗棂，银色细尘滞在阴冷的半空。三张供台后，石塑佛像朝门外怒目圆睁，巨硕的视线越过我们，越过整座扁平的县城、人高低起伏的欲望，望向灰蓝的华北平原。穹宇在这个轨道边的屋子里撕下一块，时间咯吱咯吱，从崩裂的缝隙里爬出来。跪在暗黄的垫子上抬起头，横梁上镌着几阵糟朽的祥云。d 指指供桌，上面有个插满竹签的笔直木筒。
穿灰色毛呢风衣的女人说，十元一签。我其实不想求签，忧惧抽出什么了不得的明晃晃的灾祸。d 把木筒递给我，沉甸甸的竹签立在鼻尖，一股幽微、苦涩的气味翻滚起来。这样重而长的签很难摇出来，颠了几次，把最前面那支抽了出来。她瞥一眼签上的黑字，打开桌上锁住的木柜，从里面抽出两张纸给我们。十数列黑字，我的那张纸上最右写着：上吉，囚人出狱。
我和d 爬上狭窄的塔顶，石壁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心事，黝黑的石板被人蹭得发亮。过午阳光从铁栏中透入，我们靠在巍峨的穿堂风里读纸上的命运。塔高而稍倾，如果长发公主从这里垂下头发，攀之而上的将是渭河的泥沙。
我的纸上写了一些端的是吉祥的话。好像是现在，又好像在将来。滑稽的是预言中即将降落的幸福比不幸更使我惴惴不安。多年里舔舐着失落长大的眼睛，看不进悬浮的光亮。
那天傍晚我们又去寺旁一公里不到的教堂。宗教散落在华北平原上，人们像捡麦粒一样捡拾信仰。教堂不到开放日，彩色玻璃上的石顶里倒豆子似的钻出鸽子，我们在后园的圣母塑像下转了几圈，慢慢到巷子外的城隍庙去。城隍庙前立着几棵华美的柳树，颀长俊逸，仿佛几架绿的放映机。我忽然想起离开北方之后，再也未见过春天新绿的枝条。风抬起柔软的绿枝，千千万万颗绿的影子重叠，哀伤、优美地摇晃。譬如千年前它吹起圣人干枯的袖口，湿润、半绿、半蓝、掺青、带黄，阳春的色彩是历史从未褪去的漆。柳叶的间隙里，远处横着一线云样的烟色山脉，炊烟从房角升起。 孩子们从树旁的石坡滑下去，滑进逐渐深稠的夜色，大声叫着，明天再来！
婚礼是个奇妙的空间。我和d 拿着小相机在舞台边拍照，朋友的爱人站在红色台阶尽头。也许是早起劳累，婚车开过冷蓝的田野，也许是紧张，她雪白的脸上没有笑意。她比父母高出一些，两个老人端着她胳膊，像端着一捧锋利的雪，大家紧张地互相打量。朋友的父母是早年种地如今外出打工的农民，他父亲到了台上，盯着宴会厅墙壁油腻的排风扇，酱色的脸上浮起游离时空之外的呆愣。整场婚礼最使我难过的是朋友致辞，爱人握着捧花站在他身旁，他举着话筒流了很久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