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最后他说：“我最近在构思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回信说：“没有人质疑你，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老家。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说，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章”。
听到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一趟老家。这个想法，终于在这一年快过年时实现了。
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过多少轮了。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因为内心的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回家的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抬头瞥见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往前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他确实如同我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的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冷漠却并不具有攻击性，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他已经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了，生活已经把他雕刻成另外的模样。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时那种打招呼的口吻跟他说话。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愣了一下。
我努力找寻过去的影子。“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里装了一些我父亲的衣服，和他的遗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没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写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家。”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场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是我想象的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的、可以熬过去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儿，任由沉默如同洪水般漫延，一层层铺开来，慢慢地把人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出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在本质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每次过年回家，我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地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每月只有一千多元，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熬。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试图帮他找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他不是去任何一座城市，而是向上级部门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皮囊》一书，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