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我的房间，似乎有点儿急躁：“你知道吗？因为被你打扰，我这个暑假预计要完成的目标，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上初三了，这是我的一场战役，你答应我，不要再拖累我。”
我点点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问题，或许真是问到他的心坎里了。他突然双眼放大，像下了决心一般，转过头向我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
宣告结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记起此次来我家的任务：“不过，你也是人才，是人才就不着急，把生活中的事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他面前哭了。
过了那个暑假，文展读初三了。用他的话说，他要迎来第一场战役了。当时有个奇怪的政策，重点中专只招某一个分数段的高才生。按照计划，文展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准确地投进那个分数段。我知道这个挑战的难度。
文展把“兵团”在他家活动的时间压缩得越来越短。许多人不解，向我询问原因。
“或许他骨子里头是个自私的人，用完我们就不要了吧。”当我说出这样的话时，连自己都觉得惊讶。这让我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这种意识，让我分外痛恨起文展来。
我甚至偷偷想象：如果他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表情，我竟然很快就看到了。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带来文展的消息。她说：“文展似乎压力过大，每次一考试就头疼得不行，成绩下滑，还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直在掉。”
以前文展总交代他父母，家里的门要一直开着，方便我们来找他玩。但后来，他家大门总闭得紧紧的。
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听到母亲在和一个人高声谈论着什么。那语调格外有力、坚决，我兴奋地跳下床，果然是文展。
他走进来，双手一摊：“我做到了，我考上了福州的一所重点中专。我打败了所有不看好我的人。”
我顾不上反驳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话，激动地大叫起来。我激动的不是他可以去大城市，而是他活过来了。
文展最终以一个模范的样子，启程前往城市了。告别的最后一刻，他特意转过头对我大声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达。”
我挥挥手，心里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扬扬。
文展开始给我写信，在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气有些疲惫，说“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恶意攻击的重点”。此后，他不再主动给我写信了。
我听说，他因为兔唇在学校被人取笑，还跟人打过一架。我着急地写信给文展。
他的回信来得很迟。信写得很简单：“别担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没有料想到的挑战。但是，未知的挑战本来就在我的规划里，我预计在这一学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时间给你写信了，我们暑假见面时再说。”
然而还没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同伴当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访文展，但一周不到，他家的门又关上了。
和完全拒绝其他人拜访不一样，文展起码开门让我进了。他依然努力地掌控讲话的主题，但我感觉得到，他讲话的时候总不自觉地喘气。一个十几岁精瘦的少年，讲话却总是喘气，他心里仿佛压着什么巨大的东西。
我和他唠叨着自己来年的中考，以及在择校问题上的困惑。
文展果然急急巴巴地建议我，一定不要考师范或中专。“这是多么让人厌倦的小地方。”他说。他觉得考大学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我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大城市，你会发现，咱们这种小镇捏出来的人多粗陋。”
“然后，你会恨生养你的地方，因为它拖累了你。”文展说得很认真。
那天，我终究没勇气问，他是如何和讥讽他的大城市同学相处的。
那年他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他有没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虽然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像身处两个世界。
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才觉得，自己或许有必要和他说一声。我前往他家尝试找他，他果然没回来。
“文展告诉我，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留在那座城市。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自那之后，他果然再没回过小镇。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成了一名记者，来到北京。登上景山公园最高处的那一刻，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每次过年，他的母亲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给我抄写文展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我啊？”他的声音里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种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收到文展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