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时的暑假，队里送“公粮”，要我也参与。队里认为我代表全家，还是吃“白饭”的，我需要与其他人一样，一次要挑140 斤。十多里的山路，跨沟越坎，箩筐里的稻谷要是撒了、泼掉了，差多少就从我家的口粮中扣多少。我肩上挑的不仅是“公粮”，也是我家的口粮呀，一粒都不能少。
十六岁挑140 斤，肩膀磨肿、流血，我咬牙坚持，只要不撒不泼，不少一粒稻谷，我就是真正的男人！能顶天立地，保住了家里的口粮。送“公粮”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连七天，我一直坚持着。
我还真想不明白，那时候父亲为了让生产队给一家老小一点儿照顾，一点儿关心，多次想方设法给队里弄一些化肥指标，那时化肥是紧俏物资。
父亲还给队里弄了一台价格相当便宜的柴油机，用于村民碾米。所有这些，被鄙视、被忽视的境况没有丝毫改变。记得有一年，家里拖欠了口粮款，这是家里唯一一次拖欠。队里硬是把我家的十几块松木楼板撬了作抵，家里唯一值钱的一把祖传铜壶也被收走了。
中学毕业后，有好心人举荐我做民办教师，队里的人态度高度一致：他们家有一人吃国家饭，儿子当老师又吃轻松饭，绝对不行。
直至我参军入伍，总算远离了那些人。
这就是我在乡村对环境中的人的最直观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我曾写过长篇散文 《“半边户”子女心灵史》，《中国散文家》刊发了此文。文中我直陈胸臆，叙述了那段时间我与全家所受的歧视、屈辱与不平。
我真的不止一次想过：背对故乡。背对，不是背叛，更不是背离。是转过身去，不受任何既有文本和道德定义的随心随性随情的真实抒写。既然有这么一段经历，任何抒写都应该将内心的块垒一吐为快。如果面对立于自己面前的故乡，都不能从实道来，那么我们所有的抒写会是真实的吗？！
母亲迁至县城居住后，我每次请她回村里走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怕回去，我怕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在那块称为故乡的土地上，还经历了多少我所不知道的不公与痛楚。有一件事是我亲眼所见，当时村里的晒场冬天晒红薯条时，谁先到谁先铺上晒帘就稳稳的可以晒一天。后来者对别人家的不敢乱动，却把我家的晒帘掀至一边，所有红薯条泼撒一地，那可是我们家的口粮呀。别家的不敢动，我家是“半边户”，掀你家的没商量，不含糊。这类欺负弱小，不被放在眼里的事太多。
我每次都耐心说服母亲，我说，不管有多少屈辱，多少后怕，还是要去，那里毕竟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生活了十几年的一块土地。母亲去了，还给她在村里的好姐妹带去了牛奶与大包小包的食品。见了那些曾经无端欺辱我家的乡邻，母亲还会笑脸相迎，热情问候，也是在那一刻，我体味到了母亲那种遭遇风雨之后的平静与安然。虽然她心中似有不甘。
我回老家的次数要多一些。每次回去，虽然没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与惶恐，但还是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怀念与思恋。
离开故乡的时间长了，斗转星移，时移事迁，我与那些对我、对我家人不公的乡邻，与那段时光达成了一种和解。我理解了他们在那个贫困当道的特殊年代的不易与狭隘，他们藏于内心的无名之火，只能撒向直立于眼前的“半边户”。
回去之后，我给他们递烟，陪他们喝酒饮茶，他们都已进入暮年，他们会跟我说一串埋在心里的内疚。虚幻之间，可恨变成了怜惜。他们的家人要在省城看病，后代有特殊专长，想请专家点拨，他们有人在外打工要不回工钱，我会尽我所能，不遗余力帮他们办妥。
背朝故乡倏然转身，再去面对故乡，是感叹，是感怀，是五味杂陈，是酣畅淋漓的说东道西、说三道四之后的局促与不安，是说完真话之后坦然面对裁决与指摘的轻松。故乡骂我、咒我、责怪我，我都笑颜相对，不再背对。
身后的那根 “脐带”，是难以割断的。
“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
这，就是我千言难尽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