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睡前，总要陪伴孙子诵读一会儿《论语》。这是经过儿子儿媳批准、由我和爱人共同实施的“培孙工程”的一部分。完成当天任务，孙子又拿起那把铜勺把玩。爷爷，谁拿它给师傅送饭？就不会请师傅下饭馆吗？别说，孙子的话还真戳到了我的心尖上，这也是我久思待解的问题。
“我爹在书房院念过书吗？”我隔过房间窗户，大声问北窑里的母亲。潜台词其实是想问铜勺究竟来自哪一辈人。母亲走出北窑，拐进我和孙子居住的房间，若有所思地说：“他没有吧！你西沟姥爷念过。我刚嫁过来时，他还说，住处那么狭窄，书房院重新开个门，可以住人。”我的西沟姥爷就是雷红来先生，母亲还是少女时，为了学戏，拜他为干爹。小时候，每逢先生寿辰，我都要跟上母亲去拜寿。磕头的人按辈分排列，磕完一拨又一拨。他穿着一身黑衣，戴着瓜皮帽，坐在太师椅上，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那是我爷爷在书房院念过书喽？”我这话刚一出口，孙子便想知道要问的这人，他该叫啥。我说，我的父亲是你的太爷，我的爷爷是你的老太爷。祖宗十八代，你长长再说。母亲对我的问题却不置可否。这个问题真有一点难为她。我爷爷与我西沟姥爷是同时代人，要念书，也是清末民初的事，那时候，母亲还没有出生呢。印象中，爷爷也爱戴个瓜皮帽，尽管一生务农，但不像完全没有文化的文盲。记得一天晚上，爷爷要我讲故事，我站在炕头上，把刚学的董存瑞炸碉堡的事迹讲了，也许讲得有板有眼，讲完，妹妹和堂妹听得意犹未尽，爷爷则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好好念，能念成。后来，还给我父亲专门交代过，说我是念书的料。父亲跟人吹嘘，别人说，念得再好顶？用，不推荐你上大学，就出不了村。父亲说，不推荐，就找大队说理，大队不行，就找公社，实在不行，就找县上。还真被他说准了，我1974 年初中毕业，开始没有被推荐上，父亲锲而不舍地努力，终于为我找来一个高中名额。
“给师傅送饭不能就用个铜勺吧？”
孙子附和道：“就是！”
“白铁桶铜勺，乌木筷食盒。”母亲说出的话像顺口溜，把前三个字与后两个字拉得很开。“都是老规矩了。从前，谁家头胎生下男娃，媳妇娘家就要张罗这四样东西，满月时，扎着红花，抬着食摞，送到婆家。”
乖乖，这四样东西不说样式，仅颜色就够丰富多彩的，食盒红、饭桶白、勺子黄、筷子黑，放在哪里，都会让人感到食欲大振。
“送这些干什么？”我不是明知故问，是想从母亲的嘴里得到切切实实的确认，好让孙子亲耳听闻。
“娃将来念书给师傅送饭用呀！”
多么古老的一种做派，这是先祖们天天都要举行的一种仪式。我和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说我刚入学那会儿，下学后，曾引领着老师到家里吃派饭，父亲早早就在家门口迎接。母亲则兴致勃勃地讲着她当年都做过什么菜。忽然想起一个传奇故事，母亲娓娓道来。说是某家主妇给老师熬粥，揭开锅盖，掉进一只臭虫，主妇从容用勺子舀出，扭身吹了吹，吸进嘴里，“咯嘣”一嚼，咽进肚里，再扭身说，放豆子，怎么加进了一颗红枣。老师和陪客的没看出异常，那顿饭吃得都很香。我想起，父亲招呼老师在饭桌前坐下，老师则招呼着我：来，来，坐下一起吃。坐到老师身边，尽管那顿饭筷子总不听使唤，饭菜也没有嚼出味道，但从此上课时，老师就是再黑着脸，心里也不那么发毛了。老师临走，在饭桌上留下一两毛钱，送走老师，我折回装进口袋，父母也不会执意反对。这笔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买笔、买纸、买小人书了。后来，学校建立了食堂，这个差事就中断了，派饭这个词，也从此被夹进旧皇历。
孙子不知听没听进去我们娘俩的絮叨，反正在瓷砖地上继续着他的“指南针”游戏，把勺子旋得团团转。忽然受惊了似的站起，一手拿着半个把儿，一手拿着勺子，走到我和母亲面前，哭丧着脸，说：勺把断了。我赶忙宽慰：没事，咱带回去，用铁丝锔起来就好了。其实，我的心思是，把它放到孙子房间的书柜上，让他时不时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