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直办着公学（公家补助一部分经费，其余自筹）。究竟从哪一朝哪一代开始办起，谁也说不清。老一代常自豪地说，周边十里八村，包括平川一些大村的大户人家公子，都到我们村求过学。抗日战争期间，池泊边的关帝庙、晋公祠等被日寇烧毁，公学被迫在村里的几座庙宇间辗转，最后落脚到村南的药王庙，这时候，新中国的曙光已突破地平线，一轮新日正在冉冉升起。随着学生的陆续增加，庙后又建起了东西北三面共六间教室。1968 年，我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第二天一早，趁着太阳的炉火还没有捅旺，叫醒孙子，说，带你去看看爷爷小时候读书的学校吧。孙子欣然应允。当我们沿着漫坡走到学校旧址时，却一下子愣住了。除却年久失修的药王庙还矗立在原址外，校园已被分割成块，成为一户一户人家。折身向下，走到对面的村委会大院，那座东西走向的三层教学楼还在，只是住满了光伏发电的施工人员。村里就没有一个孩子要上学吗？我问就近的一位大娘。大娘见是我，过来拉着我的手，寒暄了好一会儿，这才说：娃娃们都跟着父母进城了，你还把孙子领回来做啥。她以为我要让孙子在村里读书。这时又走来一位大娘，不对，虽然到了大娘的年龄，我叫她嫂，她快人快语地抢白道：谁说都去城里了，东头二狗家孙子，父母离婚了，娃娃回来，就只能到下面的村子上学，没法每天跑，只能找个拐弯亲戚家借住。
孙子见没有个名堂，扯着我的衣角说，走吧，爷爷。去哪儿呢？心中有了主意，便拉上他，沿着村里唯一的大道一直往南走。
村南的三岔路口，曾矗立过三座碑楼，一座为贞节碑而建，碑楼两面刻着一副对联，有人记得上联为“生前苦节无异志”,下联为“殁后芳名有余香”,放羊人就是贞妇的后人。其他两座碑楼内立功德碑，一碑上书“斗南”二字，意为其先祖乃苍穹星宿，位在北斗星之南。每经历一次战乱或动乱，碑楼总难逃厄运，直至一块砖一片瓦都难觅踪影。眼下，站立在这里，只能辨个大致位置，指给孙子看。人称我们裴家是宰相世家，听了，我只笑笑。作为裴氏的一支，我们这个小小的山庄窝铺，家谱上记载，曾出过郡马、举人、秀才，可惜的是动乱时家谱被付之一炬，就连每支家族必备的神轴（即家族谱系图，布上画着人像或记录生卒年月，逢年过节和婚丧嫁娶时要拿出来悬挂祭拜）也没有逃过一劫。现在能说得出来的，皆是手插进时光的缸里能抚摸到的事，把它编成故事，讲给孙子听。
光绪二十一年（1895）考中秀才的裴佐周，因其父亦为秀才，传为一时佳话，被人们称为“总门师傅”.先生一生以课徒为业，门生无数，晚年听说一门生因子不孝，自尽身亡，不顾山高路远，坐上牛车，亲往悼念。能想象出老人在现场抖动着长须，用唱歌一般的声调发出的怒吼：长子奔走，次子阵亡，三子四子，犹如豺狼，白昼下地，夜归各房，悠然自乐，岂顾爹娘，如此人子，该送法场……据其后人讲述，当时官方曾授予其一枚奖章，五十八名门生为其赠匾“德术名高”,至今仍保存完好。前述先祖为星宿的裴克孝被时人尊称“三师傅”,先生比佐周先生小十七岁，民国时考入省立师范，有一孙与我同龄。曾听说他治病救人的故事。村人有大便不通者，几近痛苦窒息，来求救于先生，先生出门，指着不远处一棵楸树，说，上去拽几根干穗穗，回去熬着喝。一试，果然奏效。有人问原因，先生说，你不看那些穗穗是下垂的。二十世纪初出生的裴骏逸，大学毕业后应聘到当时的绥远省，先后担任屠宰局局长、营业税局局长，他大胆革新管理模式，提升工作效率，为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资保障，受到省府嘉奖。与裴骏逸同年出生的雷红来，信奉“学好一回戏，能顶二亩地”的民间信条，少小离家，刻苦练艺，就是回到深沟畔的家中挑水推粪运土，走在羊肠小道上，也扎着跷子，终于练成名播黄河两岸的蒲剧名流。时人论起其跷子功，留下一句评语：“挂画看红来，不用看存才。”把他与一代蒲剧大家王存才相提并论，可见其影响。这些先贤，往往一专多能，无论在故土设立私塾，还是在他乡追逐梦想，均手持烟火，心怀家国，用己所长，救民困厄，成为我们那个小山村一代一代村民心里最明最亮的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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