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会来凑热闹，在门口晃悠，有时直接把头探进来，嗅一嗅，一脸好奇。更多的时候是知了叫声的入侵，那些不知疲倦的知了大声喧哗，吵着，闹着，和我们争夺地盘。
别人看我们总是孤伶伶的，与总部隔了几十米，像弃儿一般。
许老师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坐前面，沉默，瞪眼，看守那般神态。那条高凳子傍在窗口，他监视我们，也爱护我们。其他任课老师则像候鸟，轰地来了，又轰地飞走了。课程表贴在木板上，轮到纸上写着的老师时，那些老师就会自动现身，平时则根本见不到人影。我们与本部藕断丝接，早上九点，喇叭声从西侧隐隐响起，那是运动员进行曲，远远地透过村庄的树丛和屋顶一波波传来。我们跑着，走着，奔向本部，零乱的身影出现在那只架在屋顶的大喇叭下面。在操场上，我们伸胳膊，伸腿，与本部的孩子一起做广播操。
这是我们与本部唯一的联系。本部遥远得很，与我们没关系，我们活在自己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3
当西北风贴着地面呼啸而来时，村庄寂静，小河结冰，地里的蔬菜蔫着头，被霜欺侮得不成样子。狗也缩紧身子，躲在墙角的稻草堆里。
上课时，我们笔挺地坐着，做筋骨，下课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追逐，打斗，撒野。孩子们的头颅围满工场门口。那里门窗紧闭，铁栅生锈，我们霸占住门口，开始“轧猪油”。
青砖墙成了背景，我们贴着墙，分成两列，每列分别使力，把对方拱出去。又厚又肥的棉袄包裹我们，在呼出的团团热气中，我们挤啊轧啊，连墙上的灰也脱落了。最欢腾的是轧翻那一刻，对方轰然倒地，己方也顺势卧地。大家滚在地上，乱成一团，棉袄上全是泥灰，灰头土脸，但热情却在四溢。我们奔跑，跳跃，喜悦萦绕，脸与阳光一样灿烂，在寒冬里制造出一团团欢乐来。
村民也来围观，双手焐在袖子里，叼着烟，一派逍遥相。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墙角晒太阳，劈柴木，酿冬酒。我们互不交织。
我有一件小棉袄，我妈缝的，上面斑斑点点，有碎花图案。平时，棉袄是藏着的，包在罩衫里层，看不出来，但轧猪油翻倒时，花棉袄就露了马脚。“哇，花衣服，花衣服。”同学们围住我，拉扯着嘲笑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穿那花棉袄了。我妈说这算什么花，这根本不是花，但我就是不肯穿了。
待我们上课，奔回教室，村庄便瞬间宁静。冬日里的太阳缩着头，光有气无力，连那个静似乎也走了样，很不真实，只有雪块从树枝上滑落的声响，抑或哪家的公鸡突然打起鸣来。偶尔，我们也会弄出声音来，从房檐屋角间奋力钻出。那是我们歪歪扭扭的朗读声，有时还伴有阵阵歌声，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读书声、歌声穿越村庄的连绵瓦片、猪羊棚和枯萎的草地，穿越冰冻着的土地。歌声荡漾开来那一刻，勃勃生机又好似苏醒了。
春天姗姗来迟，油菜花最早占领河岸，黄黄的，映在水面上，也明晃晃地映在我们的眼帘前。
我们会沿着下沉的土台阶，越过坝，上坡，来到对岸。那是个陡坡，又狭又险，我们手脚并用。雨后的坡是湿的，鞋会粘底。那里有一片高高的菜地，还有一两个茅棚散落。高地被油菜花染香，蜜蜂萦绕，时不时掠过，骚扰我们。我们在菜地里躲藏或高喊，那里有多个坟堆，骷髅的头和白骨藏在半沉的瓦罐里。瓦罐顶盖累经年月，不知去了哪里，我们会屏住呼吸，探上一眼；伸一下舌头，怪叫一声，然后逃跑。害怕有，又似乎不厉害，吸引我们的常常是好奇。
课余，我们还要排队面对一口缸。
这口缸，中号，深褐色，边上做了块小档板。缸就按放教室前面，十来米远，临河，面朝着我们。
这是一口小便的缸，靠着一棵老栋树，有时果子会落到黄黄的尿液里。下课了，我们冲出教室，排起长列，一起对着那口缸。一个个，把小鸡鸡掏出来，对着广阔的天空和痒痒的微风，奋力一挤，尿水便朝着那个缸口奋力地抛洒过去。缸时浅时深，接纳我们的声音也不相同，有时沉沉的，有时则显得轻快。我们拉着，摇着，转动身子洒出各式花样来，有的是直的，有的带个抛物线，有的则呈扭转起伏。缸是教室房子主人的，他出租房子，也收纳废料。我们青春、骚动的身体里淌出来的液体被装进粪捅，运进菜地，重新滋养大地。
这是一幕天真剧，没有一点的羞涩与犹豫，连许老师也用这口缸。我们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觉得这像吃饭、睡觉和读书一样正常。
时光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就会带点不可思议。这样的场景是否意味着粗鲁呢？应该不是，这是一种单纯。仿佛童年时代穿的开档裤，我们没有任何的羞耻感。我们生活在童真里。
4
中午聚餐。
许老师举着酒杯说，想不到啊，这么简陋的教室，居然诞生了那么多的人才。他既感慨，又激动。
这回来的同学都是八十年代考上大学的，有的在海关，有的在商检，有的在税务，有的在搞科研，更有来自遥远大洋彼岸美国的。时势造人，这也是我们自己没料到的，那摇晃的桌椅、歪扭的黑板和潮湿的地皮，竟然也成了哺化剂，培养出了那么多有专长的人。
餐桌临窗，我的旁边还坐着师母。她瘦小，温文尔雅，说话轻柔又细绵，我有时叫她师母，有时则叫她宋医师。
她原先是医生，我爷爷也是医生，同在五泾卫生院上班。她总是穿着白大褂，轻手轻脚，给人打针、换药膏或输液。与许老师成家后，他们就住在卫生院宿舍，二楼，靠东北第一间。清晨，许老师从这里出发，傍晚又回到这里。正因为此，反而拉开了我与许老师间的距离。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我怕许老师把学校的情况告诉宋医师，宋医师再告知我爷爷。每次，到卫生院我都忐忑，缩手缩脚，躲躲闪闪。我怕遇上宋医师。
宋医师肯定掌握了我许多秘密。每回遇到她，我就紧张，想：完了，她在笑话我。她什么都清楚，就看她说还是不说了。
宋医师腼腆，说话少，更多的是给我们呈上一张笑脸，是那种含蓄的笑，温柔又典雅。她不会出卖我，她是好人，肯定不会在我爷爷面前搬弄是非。有时我又在这样自我嘀咕。
与宋医师不同，许老师胖，体积比宋医师大上一倍。我对他的畏惧是天生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他严肃、认真、呆板，笑容难得搁在脸上。有卫生院和宋医师这一层，我更怕他了。他叫我站起，朗读课文，或者拉到黑板前默写词汇。这个时候，我常常脑子失灵。空白会持久好一会儿。我想完了，如果出洋相，家里都知道了。
酒过几巡后，我站起来，面对诸同学。我说了我当年的心情，我怕许老师，但我更怕另一个人。然后，手一点，指向了亲爱的师母。
读小学那几年很不容易，就好像安了个监控探头。我如是说时，大家乐不可支，哄堂大笑。宋医师拍拍我的肩，露出浅浅一笑。
我说，大家不要笑，我说的全是真话啊。
5
我们养起了一笼笼兔子。那是许老师的主意，他总是别出心裁。
兔棚建在教室后，一间斜披间里。斜披与教室间有一个天井，养着两只龟，下雨时会出来，抬起头，淋雨，或者假装一动不动。那屋子低，潮气盛，电灯可怜的亮光影影绰绰，朦胧地把我们的影子印在地上。雨后，潮气厉害，地皮都泛起了水，鞋子会有声音，会粘脚。我们搬来砖和泥，垒起一个个兔棚。
兔棚是连着的，一间又一间，共有六七间。砖块外面抹了层烂泥，棚算搭成了。棚底装了铁栅，兔子的便便会一颗颗跌落，漏到底下。兔屎是颗粒的，黑色，一粒粒，像药丸。养兔后，我们的课余又丰富了。兔子雪白雪白，干净、安静，像圣人一样眼光清澈。吃，也有大家闺秀的样子，啃菜叶，轻轻地嚼，从容不迫。我们会伸出手来摸它们，柔柔的，光光的，有时干脆一把抱起，一股温暖便塞进了怀里。
兔子可爱极了，我却开心不起来，原因是多了个任务——割草。许老师在高凳上发出最高指示：上学必须拎一篮青草。我家有羊，但平时我从不割，割草是我妈的事。现在我提着割草刀和竹篮子，晃荡着去野地。大自然空旷，草木幽深，风儿穿过竹篮，篮里一片死寂与空荡。走在田埂上，我牢骚满腹。我割一会，看一会，叹一会，篮子怎么还没满呢？怎么要那么多青草呢？上学时，当竹篮摆到同学群里时，我有些傻眼，别的同学都比我满，鼓鼓囊囊，连篮子边都鼓了，铺到了外沿。我要少上一半呢，我不敢直视，连脸都红了。这以后，我告诫自己努力，再努力，加把劲多割些，但一到田野，又宽慰自己。够了，够了，不差我这一份的。
养了一阵，兔棚有动静，兔子不安分了。雌雄兔子放到一起，会纠缠。我们面红耳赤，胆战心惊，目光也拉直了，既好奇，又不安。正在上演什么？谁都不说，谁也不明白，但个个好奇。兔子们拥在一起，追着，趴着，似乎在亲昵，又似乎在发怒，还发出古怪的叫声。这一刻，其它声音都没了，天地静止，世界掉入了浑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