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下午的时候，我从窗口看到，一只吊车的巨臂伸向高空，把预制的檐板吊到垒好的门楼顶上。接着，一串鞭炮炸响，同时响起“起门楼了，起门楼了”的欢呼声。
门楼矗立起来，向和又在门前卸下半罐混凝土，垫高门台。傍晚竣工，晚上大宴宾客，庆祝胜利。
我在院子里不知站了多长时间，一直等到向和家酒宴散了，听向和用兴奋的声调送走客人，哼着小曲在门口呆了一会儿，回了家，关了门。一点动静没有了，我才贼一样地溜出来，借着路灯灯光端详向和家的门楼。门把子在原来的水磨石外面，又贴了宽幅大红瓷砖，檐板四周镶了紫红瓷砖，活像一顶大盖帽。门楣上方也嵌了四个金字，是“前程似锦”。目前乡村就时兴这样式。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那门楼并没有直上云天，而是和我家门楼的高度差不多。站在他那边看，他的门楼略高，我的门楼略低；若站在我这边看，则是我的门楼略高，他的门楼略低；只有站在中间，才能看出比我家的门楼高出一丁点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丁点儿。处理得太艺术了，太巧妙了。我站在这边看看，又站在那边看看，再到中间凝视一番，我打心底里赞叹乡村的智慧，也折服于乡村的宽厚……
少一把椅子
曾听到一些忠告，千万不要回老家居住，左邻右舍，老亲新戚，你和谁近和谁远，关系不好处理，时间一长，陷进去，麻烦大了。
我想，我又不在老家常住，与人交往能保持适当的距离，就把这类忠告当成了耳旁风。实际情况也是回去的次数并不多，一般一月一次，每次也都住不久，顶多五六天，可说是蜻蜓点水。然而，即使如此，还不到两年，我已感觉搅在一泥淖里。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的回村闲居，使我家族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我哥哥这个本来被边缘化的人，又重新回到了“中心”位置。哥哥已经七十多岁，七十多岁的人不是胡子一大把，当了老爷爷，在族里成了长辈，受年轻人尊敬吗？那是过去，现在的年轻人可都是“超”现实主义者，他们看的是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大房子、高门楼，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在外面混得好的儿子、女儿。你要是什么都没有，那你越老在他们眼里越没有价值，他们见了你会以为你耳聋，不搭理你；以为你老眼昏花，看不清他们，也就完全无视你的存在。就连大年初一也忘记给你拜年，你可不要傻等，他们早跑到有钱有势的人家去了。我哥哥原是什么都没有的，但前些年我嫂子的娘家侄子在相临乡镇工作，小村人信息很是灵通，并暗暗传递这个信息。哥哥虽然没享受到什么“香火”，朝他作个揖的人却不少。不想，去年侄子调到了沾化县，沾化县离我家乡二百多里，乡人是能精确地计算出这段距离的长短的，那本来就远的关系加上这么远的距离，就几乎近于无。哥哥受人冷落也就很正常，本家兄弟们也疏远他，表现最明显的是，自登福哥去世，本家兄弟中数哥哥年长，先前大家凑一块儿喝酒必请哥哥，如今人们有酒场不再叫他，说他年纪大了，晚上不宜出门，在家歇息、早睡觉为好。
我回来，先是在哥哥家喝酒时要邀俩本家兄弟，本家兄弟请我时自然也邀上哥哥，如此“滚雪球儿”。我摆的酒场最多，邻村西闸子庄开了一家泰昌饭店，饭菜比城里实惠，这让我看到有便宜可赚，动不动就从那里订一桌——泰昌饭店在西闸子庄东头，举步即到，不用动车，喝完酒走回来，路上大家又喊又唱，手舞足蹈，我找回了当年在故乡喝醉了酒的美妙感觉——我请客回回都落不下哥哥，而且不是哥哥坐上面椅子，就是委托他当主陪，把话语权交给他。哥哥多少年来一人在家，势单力薄，现在身边有了亲兄弟，说话气也粗了。早年他喜欢读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翻得少皮无毛，书里的话还没全部忘记，偶尔拽出两句之乎者也，这份才气又是本家兄弟们不能比的，他们就纷纷向哥哥敬酒。有几分得意的哥哥不一会儿就带了几分醉意，频频举杯，结果是常常喝大，惹得嫂子不高兴。
哥哥和堂弟登勇之间存在冲突，起因可能是最初我们村就哥哥做暖瓶生意，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买卖当然不错。后来登勇又与淄博暖瓶厂挂上钩，口头签订了你送货我代销的协议，也买来一辆三轮车四处串乡，这无疑抢了哥哥碗里的肉。这些纠纠葛葛我过去也听到一点，就在我琢磨拿什么态度对待登勇的时候，登勇做了一件给我“铺台阶”的事：我在宅基地上盖屋，李连海组织施工，登勇加入了他的工程队，实际是从我手里拿走了四千多元钱。街坊邻居都认为这个钱登勇不该挣，登勇自己也拿得不理直气壮。中午饭我从饭店给工匠们订了大包子，送大包子的电车一到，人们就停下活，擦擦手上的泥灰，在墙阴里大口吞咽。登勇却不好意思蹲在这里，而是回家吃。盖完屋，他渐渐不好意思见我的面，躲着我走。
我很轻易地找到了不请堂弟登勇喝酒的借口，别的本家兄弟请我喝酒，也不叫登勇。这样，登勇被排斥在了我们家族之外。
有本家兄弟说登勇话太多，酒桌上说话像开机关枪；又有的说他“开机关枪”时喷唾沫星儿；还有的说他夹菜，筷子好在盘子里乱翻……大家列出一条条不愿和登勇一起喝酒的理由，但我心里明白，他们，包括我，嫌弃登勇的真正原因其实不在这里。登勇是我叔叔的大儿子，据说叔叔年轻时候就是个赖汉子，干活不中用，在生产队里遭人歧视。有一年冬天到外地出河工，包工到人，每人两锨把宽，别人都推完土方回了村，把他一个人撂在工地上。他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连急带累，出了毛病，自此疯疯癫癫、浑浑噩噩，更不被当个人看了。婶子眼近视，那年月眼近视在农村就是大缺陷，婶子姓楚，人们背后称她“楚瞎子”。这样一个人家的孩子，从小就没能在村里站直身子。到了找媳妇的年龄，媒人都不上门帮忙，三十多岁才娶到一个病女人。兄弟媳妇患的是遗传糖尿病，婚后不几年就得了并发症，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给他留下一腚饥荒和一个病儿子驾鹤西去。
不同于我那一生窝囊的叔叔，登勇这些年一直在咬着牙挣扎，他要活出个样儿。他很勤劳，能吃苦，干建筑，卖暖瓶，瞅准机会贩趟菜。挣了钱，翻盖北屋，修门楼，家里见起色。他有年龄优势，情商也不低，也擅长和族里兄弟们搞关系，兄弟们在慢慢接受他，这与哥哥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形成了对照。可就在这时候，我回来了，族里兄弟们又呼啦啦向我这边倾斜，向哥哥这边倾斜。
街口老槐树下，老头儿老婆婆，三一堆，五一伙，坐着小马扎，乘凉、拉呱，外加“放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座宅院里有动静，谁家的狗窜过大街，都瞒不过他们。这里收集的信息又迅速扩散到村子各个角落。我请本家兄弟们到泰昌酒店喝酒，大家在我门口汇合，你呼我唤，特别是登银的大嗓门能穿透两条胡同。登勇不管是待在家里，还是外出串乡，都很快就能知道。登勇知道后心里肯定不好受。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心里竟也跟着不好受了，且隐隐地疼。我开始反思，我觉得我欺负了一个最弱势的人，我伤害了一个不该伤害的人。他刚从黑暗的渊底爬上岸，我又一棍把他打了回去。我的残酷、凶狠不可原谅！我对他来挣我的钱也没了怨恨，他是为穷所逼，一时“糊涂”，并非不重亲情；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合理合法，没有什么不应该。何况他为此牺牲了自尊，那段日子他在工地上推灰、运砖，一个人顶两个人，那么卖力，他是在弥补什么吗？当然，这里也一笔一画地写出了他的尊严，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工程结束的时候，他站在我的对面，红着脸说，哥，以后有体力活，喊我一声！
本家兄弟们在很投入地压指、划拳，我的思想却开小差溜出去很远，我想我得赶快把登勇请来喝酒。我眼前出现了幻觉：圆桌围了一圈人，登勇也在其中。欢笑的脸都涂了油彩，像一簇簇火焰，很美。圆桌坐满了人才好看，才真正是一个圆。半晌，我揉揉眼，再瞧，桌子一边有个掉了一颗牙一样丑陋的豁子，唉，那里少一把椅子……
“借花献佛”
你要多少工钱？用管饭吗？这是我给瓦匠刘书打电话。去年秋天，我在老家盖了一座房子，今年春季回来装修，洗手间墙面贴瓷砖，水叔事先为我联系好了本村会贴瓷砖的瓦匠刘书，但一些具体事项还得我和他直接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