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的代沟不是一两天了。他最近迷上了修图，就是把拍好的照片裁剪与调色，这是他摄影爱好的延伸。他没事就坐在那台屏幕发黄的十四寸显示器前，桌上放着《电脑修图一本通》、单反相机、塑料读卡器，还有一个泡着浓茶的搪瓷杯。现在他的屏幕上是张翠鸟的照片，所谓“拍花打鸟”，“打”是他们的行话，为什么要“打”，因为难拍：拿出相机，旋好焦段，拨动快门，咔嚓，鸟却早已没了踪影。还需要等待下一个机会。这在我看来很无聊，父亲却乐此不疲。
单反相机是我几年前买的，那时觉得去旅游脖子上不挂个相机就少了什么似的，为了更像回事儿，还配了遮光罩和UV镜。当一切齐全后，我的热情却逐渐消退。最终，相机落到了退休在家的父亲手里。
“怎么样？”父亲指着屏幕里的翠鸟，这是他趴在林间一天的成果。
“还行。”我耸耸肩。他给我看过许多照片，在我看来都大同小异，一次快门咔咔咔几十张都是同一个场景，仔细看，才能看出那一点点区别。
“都差不多吗？”父亲又问了一遍。
“挺好。”我敷衍地说。此时，我完全没有欣赏照片的闲情。我正陷入人生最大的瓶颈。
我做事一向还算有把握，这一次却输了，在公司最近一次人员调整中，我可谓一败涂地。领导说，这是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我明白这是微妙关系的综合作用，我也明白除了无条件接受，我别无选择。我今年三十五岁，年龄是道坎，这一次出局，意味着我可怜的职业发展将陷入僵局。这感觉就像寒窗苦读了十几年，进了考场却被收走了试卷。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漫不经心地拖动着鼠标，屏幕里照片的饱和度变得浓烈了些。
“没上就没上呗。”他说。
在他看来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像去菜市场遇上菜品售罄，是常有的事。他不懂职场，对这个问题的通达反而让我气馁。
他做了一辈子代课老师，没有编制的那种。他不太了解学校以外的事，对职场的竞争更是不了解。我的挫折感汹涌而来：同批入职的同事，大多都已晋升，我在最有希望的时刻却失败了，我抬不起头，最近几次饭局我都没去。
我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或许在平行宇宙里，另一个“我”更有出息，那个“我”嘴更甜，和领导走得更近。我不断复盘，反思自己错过了哪些本应有的机会，但每次反复咀嚼都加重了我的沮丧。
然而，我在父亲面前隐藏了这种情绪。他退休了，何必再徒生他的烦恼。虽然三千块的退休金不多，他却生活得自得其乐，一有空就背着相机出门，戴着一顶越南游击队式的遮阳帽，穿着一件四个口袋的军绿色马甲，背着一个鼓囊囊的黑色摄影包。他的体力充沛，远不像六十五岁。
父亲点开一首歌，是《贝加尔湖畔》，音乐初始是钢琴声，我心头一颤，很久没好好听一首歌了。李健声音出现时，父亲也跟着哼了起来。他五音不全，在他会的地方唱得中气十足，唱不出的地方就哼哼而过。父亲摇头晃脑，沙哑的声音与原声混合成一股可怕的噪声。父亲不怕跑调，在人多的酒席上，有人让他唱，他说唱就唱，每次都是这样。
软件没充会员，歌曲十五秒后便戛然而止。我被拉回现实，看到翠鸟照片已修改完毕。背景是黑色的，边上是他打的圆体字：
“春草细还生，春雏渐养成。”
看见照片，我想起最近的新闻，有一群来自贝加尔湖的白鹳在这里越冬。我随口说了这则消息，父亲回过头，问，来自贝加尔湖？我说，是的，这种鸟翅膀展开有两米。我伸开手臂比画了一下大小，自己也感到鸟的巨大。父亲从眼镜上方看着我，问，白什么？我说“guan”，念四声。他在电脑上搜索：
白鹳：来自西伯利亚，身白尾黑，栖息于开阔的山林和沼泽地带，每年八九月从贝加尔湖向南飞，在长江以南越冬，春季三四月就离开北上。
父亲边滚动着图片边说，拍这种鸟要用长焦，或用无人机。父亲拍鸟的热情由来已久。他的硬盘里有几十个G 的照片，有白耳的画眉、淡蓝色的翠鸟、细尾的鹩莺，还有头顶长冠的鹎鸟。照片按照年月归类，哪种鸟在哪里活动，他一清二楚。当他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时，话就特多，酒都能多喝几口。他把照片晒在朋友圈，三五好友点赞，他便十分愉快。“怎样！”他常拿出手机，表现得得意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