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初来的日子里，我们吃了几次饭，最初的话题杂乱而广泛，集中到最后，他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每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如何，那个人怎样，为人好否，业务精孬，性格特点，行事风格，事无巨细，不厌其烦。
最后，他压低了嗓子问我：“你觉得某某这个人怎么样？”
某某就是我们的一把手——主任。
“挺好啊。”我说，“我来这里还是她一手调的呢。”
他诡异地笑了，“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吧？”
我有些紧张。
他以兄长的口吻教训我说，社会也好，单位也好，部门也好，为人处事不能太实在，太实在容易吃亏，工作要干，但要知道怎么干，尤其是在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工作，要懂得站队，站队站错了，可能就要耽误自己的前程。
他的话很高深，以我当时的智商，是无论如何也揣摩不出他的用意所在的。更何况，我根本不知道“站队”一说，更不懂得怎样做，才算“站”好队了。
我依然故我，慢慢的，我们的关系疏远了。
事后知道，关于吃饭、谈话的事，不单单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除了某某之外，单位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他“招呼”过。
我在单位负责一本小杂志的编辑工作，不属于他的分管范围，虽然有时事务上有交差，但实质性的接触不是很多。所以，我乐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以“旁观者”的目光看，他应该是那种自以为是，好大喜功的人吧！
这从几点上可以看出来。
他似乎特别乐于批评女同事——我们单位有几个女同事，只要是他分管的，好像都哭过鼻子。我很难想象，她们的工作出现了多么大的纰漏啊，值得他言辞如此激烈？当然，“激烈”是我想象的，因为，他批评女同事一般都是单独的，我们只是闻其声，不知内容，或许是语重心长也未可知，总之，那些眼窝子浅的女同事们都落过泪水。
我们开了一个课外辅导班，主要是为杂志的小读者们服务的，丰富一下他们的课余生活，借以扩大杂志在读者群中的影响。他主动请缨，要当辅导班的老师，每次站在讲台上，都会“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调动小读者和他们家长的积极性。
这本无可厚非，但每次讲完课，他都会大声地对某一位家长说：“他们的校长（指孩子）我很熟，有什么事情尽管寻我。”语气之夸张、自得，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带队去越南搞活动，带回了一瓶让他爱人不明不白的化妆品，二人发生了矛盾，争执吵闹竟连连升级。他最终给出的回答是，送给某某的——也就是我们的一把手——她也是一位女性。细节不去探究，话不服人是显而易见的，结果，他爱人跑到单位来，狠狠地核实了一番。某某自然是无辜又无奈，除了摊开双手苦笑，其他的话什么也说不出来。
还有一件事，和我有直接关系。
他来的第二年，我们结算，兑现上一年的奖金，也许是上帝的照应，我平生第一次拔了一个头畴。开会、公布、鼓掌、高兴。他却一开门，气冲冲地走了。某某找我谈话，说，你个人做出点儿牺牲吧，把你的奖金分一些给他，数目不论多少，但求一个平衡吧。
我无异议。
于是，找到他，把我的奖金分给他五分之一。
我认为自己为集体办了一件大事，应该皆大欢喜才对，可是，令我难以想象的是，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反而僵化了，他对我的冷嘲热讽明显地多了起来。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是我做出的牺牲太小了吧！
掐指算算，这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本应该淡忘，无奈，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虽然我调转了几家单位，走了不少地方，经历了不少变故，却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类人不在少数，状态如一股风，你不知他们何时来，来于何地，也不知他们何时去，去往何方，风有大小，浮动的样子却是大同小异的。
学问
他有一个十分安稳的名字，叫好和。是好和，不是百年好合的“好合”。但“和”与“合”同音，听起来实在、喜庆。他叫好和，但朋友们都喜欢叫他“亚历山大颠”先生。他卷头发、深眼窝、高鼻梁、大个子，有一点像俄国人，所以，好事者以及好乐者便送他这么一个绰号。
亚历山大颠！
“颠”在东北话里有胡吹海说的意思，有无中生有的意思，有一味夸大事实的意思，还有着三不着四的意思。颠微微的，不稳定，不扎实，没根基，没准性。
他很好读书，也买了许多书，一层层用木板夹住，堆放在他那间小屋的地上。
他那间小屋，也有一点书房的味道，墙上挂了一块匾，写了四大草字，叫“苦吟雅舍”。我觉得这四个字放在一起很矛盾，明摆着，苦吟者大多“穷”“苦”“艰”“涩”；而雅舍者，必不少四样，“钱”“闲”“顺”“润”。这二者集结居一起，不是和谐的味道。
我认识好和是通过一个画画的朋友，那时，他的工作单位还在市郊，一周只能回来一次。画画的朋友说：“这是一个有学问的哥们儿，认识认识，很有益处。”
我信了他的话，就去见了面。
那天，我们一起在一家小店吃饭，好和说了许多话。好像一顿饭下来，一直是他在说，说个不停，弄得别人耳朵嗡嗡的。但我几乎一句也没记住。如果说记住了，也只有一句，是他的口头禅吧！叫：做学问。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挺深！
好和比我年长几岁，我很尊敬他，凡事很少与他辩论，即或他有明显的漏洞，我也任他多说、杂说、散说、乱说，顶多事后善意地提醒一下，听了便好，不听也罢。你可以发表议论，我捡对的听就是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关系不密，但也不浅，还算是君子之谊吧。
记得是1985年前后，许多的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思想约好了似的，通过翻译家们的“签证”，哗哗啦啦地跑中国来了。他们不但来了，还在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人的大脑里、嘴巴上安了家，好和就是那些青年中的一个。
那段日子，他开口尼采，闭口萨特，言必弗洛伊德，论必荣格、叔本华。他没黑天没白天地埋头于这些哲学观点里，虽吃糠咽菜而乐此不疲。存在主义，唯心主义，他总可以说出一堆来，而且，他激动的时候，别人根本插不上嘴。半句都不行，他的唾沫星子一准能淹死你。
谁能说他不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
有一次，我们去一所大学里看朋友，是一位教哲学的老师，正攻读博士。他听说好和喜欢哲学，便与他交流起来。他们说的东西太高深，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好和那天特别兴奋，把博士奉为知音。他那天的谈性大发，以至说到最后，脸都有些苍白了。
博士说：“有些概念……您把西方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弄混了……我们可以另找一个时间谈谈……”
显然，博士很谦虚。
好和的手停在半空，习惯性地竖起一个手指，说：“谁又能把古典和现在割裂开来呢？无论文学，无论艺术，无论哲学！”
博士哑然。
也许，被他“颠”的气势给镇住了。
好和的兴趣十分广泛。
1987年的时候，市里的文学创作很活跃，好和接触了一批有先锋倾向的作家，他们在一起每天喝酒、打牌及谈论女人，单等夜深了，才龟缩在台灯下，涂抹昏黄的文字。也许是受作家们的影响，好和也想写点儿东西，于是，他找一大堆先锋小说来读，把自己读得热血沸腾、蠢蠢欲动，三天三夜不出门，吃冷馒头就大葱，连工作的事儿都忘了。
不久，好和创作一篇小说，叫《我们》，概有一万九千余字，按当时的说法，勉强算是一个小中篇。他拿着这篇小说四处征求意见，我也是被征求者之一。关于他的小说，我谈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觉得眼熟，人物和构架都显得乱了一点儿，有些人物写写就丢了，甚至两个人物串笼了，怎么也立不起来。
他一定让我说意见，我便把这个问题说了，谁知，他反问我：“你读过马尔克斯吗？读过略萨吗？”
我被他问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