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调到乡下教学的第三天，母亲就接到了校长的电话。
校长的语气有些急，说话很快，大意是上午父亲没去上课，电话关机，宿舍没人，在村里找遍了，也没见到人影。缓了缓，校长又说，就这么一个小村子，该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哪儿呢？母亲安慰校长，没事，他就爱鼓捣相机，可能进山照相了，说不定下午就回来了。
母亲嘴上安慰校长，脸色却变了。她赶紧拨打父亲的手机，打了两遍，都提示：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母亲又给父亲打微信语音电话，打了几遍，还是没人接。
父亲失踪得突然，弄得母亲很是慌乱。心情平复下来后，母亲决定到乡下看看。从县城到乡镇，有七十多里路，可以坐班车；下了车，还有几里山路，不通车，弯弯曲曲，上坡下坡，很难走。我想陪着母亲去，母亲不答应，怕耽误我上班。她换了双休闲鞋，拎着包下了楼。屋子里静了下来，我的心还在怦怦狂跳。
记忆里，父亲每次调动工作，都会带来不小的波澜。他先是从高中调到初中，又从初中调到小学。小学也行，好歹在城里，可没想到他又从城里调到了乡下。再调，已经没地方可调了。一个三十几年前的重点大学毕业生，沦落至此，也真够惨的。
父亲去乡下的那天，他俩还在吵架。听说，这次去乡下是父亲主动申请的。母亲的意见是，年纪大了，教不了课，到后勤也行，为啥非要去乡下？母亲赌气不搭理父亲，父亲也不搭理母亲。父亲默默地收拾行李，打好包，扛到了楼下。不大一会儿，母亲就听到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摩托车似乎很难发动，父亲蹬了一下，又蹬了一下。不知蹬了多少下，突突突……摩托车终于打着了。然后，摩托车越走越远，动静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老了，还是这脾气。
父亲走了三天，母亲的心情刚刚好转一些，没想到，父亲又找不到了。
我喝了杯茶，稳了稳情绪，下楼骑车往单位去。一路上，心里想的还是父亲。三十几年前，父亲来到小城，一住就是大半辈子。听母亲说父亲曾经离家出走过，没跟单位请假，没给母亲打招呼，一个人就走了。走前，他在阳台上放了一把火，烧光了自己所有的书籍。幸亏，书不多，没烧到房子。他走得决绝，只给母亲留下一片黑乎乎的灰烬和一团未熄的火光。没想到，两天后他自己又回来了。父亲为什么回来，母亲不说，我也不敢问父亲。如果不回来多好，父亲去了大城市，可能我也会跟着有份体面的工作，哪像现在，就是一个地毯厂的工人，整日面对粉尘噪音，身体也熬出了问题。
下午，我忙着手头的活，心里却一刻也放不下。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安慰我，让我好好上班，不用担心她。机器的声响此起彼伏，扰得我的心更加不宁。快下班时，我又拨打母亲的电话，响了好久也没人接。放下手机，我起身去洗手间，靠着墙角抽了根烟，心情才算平复一些。等我再回到车间，打开手机，看到母亲一下子发来很多信息。
母亲：看看，你爸都干些啥？
这句话下面是几张照片，像是拍的一个笔记本。笔记本大概年代久远了，纸张泛黄，字迹也模糊不清。仔细看，才发现这是一个账本，稀稀疏疏地写着几行字：
六合村三组，王淑珍，200元，1992年3月5日
黑山村二组，张淑珍，100元，1993年1月6日
大岳村，刘淑珍，200元，1994年11月15日
这是第一页的内容。是父亲借人家的钱，还是人家借他的钱？这些地名，我一个也没听说过。往下翻：
清风巷，李淑珍，300元，1997年6月3日
五里堡，方淑珍，200元，1999年12月17日
清风巷，这个地方我知道。巷口有个小学，我在那里读了六年书，巷子里的一草一木，至今我都记着。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在校门口等我的模样。他一个人，孤单地站着，探着身子张望，看见我出现了，似乎才松了一口气。每天，父亲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哪里来的李淑珍？接着往下翻：
丞相府四号门面，李淑珍，500元，2003年8月20日
福顺官邸三号楼，孙淑珍，300元，2006年7月10日
地址一下子熟悉起来。丞相府是个小区，与我们公司隔河相望，站在公司窗口就能望得见。
这时，母亲又发来了信息：按照地址找一找，问问到底咋回事。
我回答：行。这都是我爸记的吗？
母亲：在他学校宿舍抽屉里找到的，真是气死人了。
隔着屏幕，我已经感受到了母亲的焦灼。
终于下班了，我骑上车往丞相府去。这些年，县城新建了不少小区，名字也尽显富贵之气。说实话，如果丞相府不是建在公司对面，我可能真的找不到。十几栋高楼依着河水，水汽氤氲。真没想到，这么一条秀美的河，这样一个高档的小区，竟然和父亲产生了丝丝缕缕的联系。
丞相府四号门面，很快就到了。这是一家打字复印店，门口招牌上写着：淑珍图文快印。我推开玻璃门进去，老板笑着跟我打招呼，说话很温柔。寒暄几句，我便说明了来意。她告诉我，她就是李淑珍。她的表情很平静，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来。她让我坐下，聊起了那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