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订婚，十月结婚，把你生辰八字发过来，好去定日子。这几句话像冬日的白色太阳一样寡淡和笃定。我听着自己秒针般的心跳，生发出一个念头——去给“姑姑”磕头——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焦虑情绪在胸臆中迅速扩散。不能继续窝在床上了，去祭奠琴，或者爱情，或者什么都不是，总之是要跪的，于是我穿上外套和鞋子，向村子中心走去。
文化广场那边传来锣鼓声，那是开戏前有人在戏台上飒锣鼓暖场。村子正处于新年的状态，大红春联和灯笼热情奔放，人们三五成群，衣服崭新，小孩子在路边一次又一次甩出手中的摔炮。
每年的今天，也就是正月十七，十里八乡的人们会来赶庙会。戏台下的广场上坐着看戏的大都是老头儿和老婆婆们，而年轻人只在外围走来走去，看热闹，买东西吃。
“姑姑庙”和文化广场隔条路，庙门正对着戏台。整个庙里只有一尊身上披着红的泥塑像。有人在跪拜，身子匍下又起来，起来又匍下，虔诚且孤独。每年都有来拜“姑姑”的人，也有来点戏还愿的。大戏一唱就是三天。
庙门外的人间烟火气与庙里袅袅升起的香烟在云朵底下缥缈缠绕。我希望轻烟能连接到夏琴。她被人抬走了，抬去一个陌生的田野，跟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男孩在一起。这辈子，我们再也不可能有实质上的联系。
琴最喜欢糖纸了。我买了一大兜糖块，蹲下来，把糖纸一张一张剥开，抹平，握在手里，厚厚的一沓。
庙门敞开着。我握着糖纸的手还是推了一下门，新喷了红漆的木门里，似乎有无限的勇气。门发出碾压碎渣的声音。
我把手里卷成筒状的糖纸打开，理整齐，连同没有糖纸包裹的糖块一起放上供桌。大白兔奶糖除了甜还有奶香，琴之前既不敢吃甜食，也不知道奶是什么滋味。我的奶奶用勺子喂面糊糊给她，直到她长出牙齿。现在好了，奶和甜合二为一，她可以无所顾忌，可以尽情享用了。
外面很嘈杂，但大殿内却庄严宁静，殿内只有“姑姑”和我。我就着蜡烛点燃供香，插入香炉，香烟袅袅婷婷。我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身体从头到脚慢慢静下来。“姑姑”的脸有些旧，有些模糊。琴端坐着，满眼笑意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后来她站起身，朝我缓步走来，看到供桌上的奶糖，拈了一颗放进嘴里，糖在她的右脸颊上鼓出一个小小的包，甜从嘴角边划出两道对称的上扬的弧线。她没有咧开嘴巴傻笑，没有涎水流出来。
我在鹅黄色的拜垫上跪下去，额头抵在垫子上——立春了，天气依然很冷，双手很冷——我缓慢而庄重地把手向上翻开，手背贴在耳朵两旁的垫子上。这是一种接受的姿势，但更像是一种告别。
我们刚经历了一次不太完美的夫妻生活，在天光照进屋子之前。严格来说，我们还不是夫妻或者还不一定会成为夫妻。窗帘稀薄，晨光落在长条课桌上，落在不锈钢锅盖上。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我的注意力总也无法集中。我总想起我妈。她几乎每天打电话，给我微信留言。她留得最多的是“别跟外地人来往”。但其实在北京，我才是个外地人，而且始终是，永远是。
我们都是外地人。
我说，再也不想待在北京了。
李峰迟疑片刻后说，贾琪，我们结婚吧，你跟我回安徽。
你有钱娶我吗？
李峰翻身，单膝跪在床上，他的手在胸前捂了捂，然后正了正眼神，捧起的双手送到我的下巴底下，嫁给我好吗，贾琪，我保证你会嫁给爱情。
我差点就要感动了。但我还是拉下来脸。你想空手套白狼吗？
他整个身子僵了一秒，然后侧身躺了下去，并使劲拽了一把被子，盖住了半个脑袋。过了好久，被子里传来闷闷的声音，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死吧？有病不给看，还能算人吗？
我咬了咬牙说，没钱别结婚呀，一穷二白谁跟你？
李峰坐起来，他的眼底突然布满血丝，他说，终于来了，好，恶人我来做，贾琪，我们分手吧。空气凝固了几秒，他忽然又气急败坏地补了一句，谁有钱你找谁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尊严被践踏的恨意。
李峰穿衣服的动作像复仇，他的胳膊狠狠怼进袖筒。他黑着脸，拍门出去了。冷风穿过颤栗的房门间隙，呼地灌进来。真冷，我打了个寒颤，表情被冻得硬邦邦的。
我们租住的平房，也就是北京人讲的棚户区。狭窄的胡同里，砖石小路上生着滑腻腻的绿苔。我和李峰每个月各从工资卡里抽出三百块钱用于交房租，但其实这间出租房的利用率并不高。每周五我们回到这里，周一大早上空着肚子坐地铁各奔东西。
我蹲在地上洗李峰换下来的衣服，洗床单，洗被罩，然后拖地，我把所有可能沉积灰尘的地方都擦洗了一遍。做完这一切，我从床底下拉出行李箱，擦了两遍，然后一件一件往行李箱里塞东西。双人床很大，占据了屋子的百分之八十。地板砖的黑色缝隙尽头，四个白象方便面纸箱摞成两层，忘记里面装了什么，纸箱上面塞进去几个鞋盒子，条形课桌罩住了它们，桌角油盐酱醋瓶瓶罐罐一大堆。我整理好一切，拉了行李箱对着镜子说再见。镜子中的自己迫使我迅速扭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