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潮湿的春天还没结束前，莫教授患上了脑鸣病。一条气若游丝的嗡鸣在她脑袋里翻旋，生出层淡淡的绿茸苔藓，让她不分场合地陷入回忆里。又一次在课堂上走神后，她担心自己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未知引发的担忧像猫舌头上的倒刺，心脏被舔得生疼。她约了脑科医院的专家号，等了两天才坐进了诊断室。
配合医生做完所有检查后，莫教授坐在走廊长椅上等结果出来。不知过去了多久，原先排队的那拨人被后来的人一个个替换掉，人数没多少变化，显得时间像停滞了。她不紧不慢地摊开书，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想，若真得了老年痴呆，书也没必要看了。苍老的脑袋已经坏了洞，所有记忆正一点点渗漏出来。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电子系统叫号——莫粟粟请到1号诊室复诊。莫教授磨蹭着朝诊室走去，她有些抗拒，心里嘀咕着结果为什么出来得这么快。
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医生拿着片子说，大脑也没什么器质损坏，若是不放心，可以再去耳鼻喉和心理科看看。结果出乎意料，悬在喉咙半空的石头落下了。她背上黑色登山包，里面装着雨伞、身份证，以及一本不算厚的阿涅斯·瓦尔达的导演论，包虽然很重，她仍脚步轻盈地迈出医院。
又过了很久，楼下花坛的石榴树里开始响起蝉鸣，莫教授脑中那层苔藓依旧在生长，嗡鸣刮完脑壳后又往心窝里钻。莫教授课堂的投诉单塞满了院长信箱，有些塞不进去，就落在地上。几个年轻硕导到陈院长办公室里出谋划策，莫教授老年痴呆了，该回家享清福了。陈院长发了火，赶他们出去了。那些老师并不在乎，他们只想占多点课，拿多点课时费，有多点招生名额。若实在没发展出路，跳槽也并不是难事，拍拍屁股就能走了。
陈院长捏了会儿眉心，拿起了电话。
减课时？我还没得老年痴呆。莫教授挂了院长电话，翻出医院的检查报告，装进那个黑色的登山包里。她从小区出来，扶着脑袋上的大蛋壳（脑鸣严重时，她会觉得脑袋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鸡蛋），准备去学校找陈院长理论。数着到了第二个红绿灯，该过马路了，又下起小雨来。鬼天气，莫教授停住打开登山包，拿出那把雨伞，撑开。眼前的路一下开始陌生起来。
2000年后，江城曾大规模旧城改造过，现代城市街道如同剪辑软件里重复的素材一样，全是内容重复的固定机位废片。莫教授找不到去学校的路了。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实在没有力气了，她坐在亭下的长椅上，看着陌生的人来来往往。不断跌落的雨滴跳落在她的脚尖。她想起了一些往事。
如果不是突然下起雨来，她不会停下撑伞，现在应该顺利到了学校，把医院的检查单扔给陈院长看——谁说我痴呆了？医生都说了，我好着呢。（这句话莫教授已经在家演练过多次，带着或许倚老卖老的骄傲。）但如果那样的话，那些已经几十年没被翻起的往事，或许将被永远尘封在记忆的深渊里，再也不被提起。
莫教授在回忆里见到了江淮，那个年轻时执着于捡蚯蚓的男人。
她与江淮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西川市的雪山脚下。他们共同主演的电影《高山上的莫比乌斯》拿了大奖后，江淮希望莫粟粟能与他隐居西北六年。他向着她展开双臂，但那小小的怀抱落了空。彼时还是莫粟粟的她无法抛舍下突如其来的名声与机会，她沉默了。江淮听到了她沉默的回答，露出微笑说，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如现在一样相见，像那个虚假的电影里演的一样。
一个年轻男孩打断了莫教授的回忆，他说要坐公交去莫教授的课上旁听，竟然在这里遇到了。莫教授对他的脸感觉熟悉，却想不起男孩的名字。男孩说自己今年才刚考上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只春天的复试上见过一次。莫教授想起来了，复试那天突然下起雨，她有点走神，数着窗外的雨滴，滴答，滴答……直到夜晚来临，滴答声无限拉长成了一条嗡鸣，自此在莫教授脑海中安身。
男孩带莫教授到学校后，恰好响起了下课铃声。莫教授来不及跟男孩说谢谢，直奔院长办公室，手伸到了登山包里——她急切地要完成这场练习许久的表演——将检查报告扔到陈院长的办公桌上。
——检查报告不在包里。本呼之欲出的表演戛然而止。
我知道您没病，但这些……陈院长拿起桌子上一摞投诉信摊在办公桌上。
二、
三十年前，阿周、江淮和莫粟粟一起拍的毕业作品在首届西川电影节拿奖后，莫粟粟违背内心离开了江淮，与导演阿周结婚。回北京后，阿周花费六年时间筹备新的电影。开拍之际，莫粟粟收到了江淮跳崖的消息。
我们去送送他吧，毕竟同学一场。
阿周伏在桌子上，头也没抬，说，同学一场。
莫粟粟在这个陈述词中听出了戏谑与嫉妒的疑问语气。
新片马上开机了，你想去就自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