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岁，在村里算大龄女青年，再晃荡两三年，就进入剩女的行列了。不过，剩女也不愁嫁，村里毕竟男多女少。但二十八岁确实尴尬，就像临期食品一样，一不小心就过期了，一过期，彩礼就会断崖式地下降。
我不能不管贾书，不管爸妈，我不能太自私。如果爸妈和贾书没有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如果我妈没有坚决转掉北京的饼子摊，为我的愚蠢买单，估计我的人生在二十二岁那年，就画上句号了。那年我相信了高中同桌的鬼话，卷入一个非法传销团伙中，她说带我挣大钱，她鼓动我在网上贷款。最终我爸联系上我的时候，我已经背负了二十万的“债务”。是我掏空了刚有起色的家底儿。
贾书相中了邻村一个女孩，她辞了西安的工作，跟他去北京同一个工业园区打工。两年了，贾书一直没敢提订婚和结婚的事。
我打算在贾书结婚前把自己嫁掉，随便嫁到附近某个村子也挺好。应当承认，村子本身很美丽，只是极少部分人可以看到这里的四季变换。但凡有点奈何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只在腊月回来，春天来临之前就离开，准确地说是过了正月十七，逢完庙会就走，很少有人拖过正月二十。人一走，村子又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又像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样，穿好鲜艳的寿衣，等待最后的时刻。
动车不会迟疑。四个小时后，我站在了距离李峰千里之外的地方。踏上站台，猝然的冷风仍然夹杂着李峰的气息，微若游丝。出站口泛着冰冷的光，人流拥挤。爸远远地朝里面张望，黑色棉衣里探出光脑袋，像木棍支楞着一个葫芦瓢，锃亮。我差点没认出他来。三年没见，他的头发落光了。爸的身旁站了一个瘦削的矮个子男孩。没想到爸妈安排得如此迫不及待。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年前年后，相亲的男女们争分夺秒地赶场子见面，一天安排五六个也是稀松平常。陌生男孩殷勤而羞涩，努力想把手里的烟递给身边的男人。他们背过身子，低了头凑在一起划拨打火机。风太大了，火苗刚冒头，就被吹灭。他终于成功了。我突然站在他们面前，那个男孩的眼神在我脸上闪了一下，半丝尴尬半丝羞涩。略作迟疑，他伸手过来拉我的行李箱。这时，天上开始飘雪，雪花落在车顶上，落在树梢上，房顶上，纷纷扬扬，像一个童话里的背景，如果有音乐，呵呵，我在心里自嘲了一下，忍不住皱了皱眼睛。
爸和我坐在后座上，他不爱讲话，如果此时天塌下来，也能保持一脸波澜不惊。我怕我会忍不住打开微信，于是关掉手机，闭上了眼睛。车子行驶在乡间公路上。这条通往外面世界唯一的路，在车轮的压轧下，发出嘤嘤的抽泣。黑色的田野覆上一层薄薄的雪雾，广袤无垠。
水泥路很平展，但无法跟北京相比，那里川流不息，永不停歇。我们曾拥着被子靠在床头上幻想拥有一辆二手车，周末去郊外兜个风，去香山挂条同心结，或者去一望无垠的草原驰骋。在那张床上，我们也相互嘲讽，用最软的句子羞辱对方。但是，美好永远干不过黑洞，何况那无望的洞深不见底，像宇宙中沉重的黑。
天幕是脏脏的砖灰色，车里气氛沉闷。路面太滑，车子行驶得异常小心。村庄越来越近，道路的尽头，整排整排的二层小楼。这几年，二层楼以雨后春笋的气势生长，相似的设计，相似的格局，连外墙瓷砖的颜色也极其相似。但其实人们只在一楼住，二楼只是单纯的房间，空的，毫无用处，很多人家的楼梯口都堆满了杂物，一年也不上去一次，我妈爱干净，又节俭，她竟把前几年的辣椒杆和玉米芯搬上了二楼的耳房，本来可以烧火用的，后来家里装了天然气壁挂炉，也就没有用了。
车子经过小学，再拐两个弯，就能看到一个老胡同口。很多年我和贾书都尽量避免来这个胡同。上一次来还是我去北京的前一天。那天天气很热，我看到一个男人贴着胡同的墙根走进去。琴如往常一样卧在胡同口。他的眼睛在琴脸上浅浅扫了一下。我不认识他，但猜得出他是来交订金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传播琴的身价。
那个男人进入巷子后，七八个小孩从校车上噗突噗突跳出来，欢快地打乱琴膝盖上的阳光，光很快又回到膝盖上。孩子们跑远的身影紧紧扯着琴的眼睛，看到他们又折了回来，她傻笑。这时候，每个孩子手里多了几粒石子。其中一粒划了个小弧线，落在树下，他们试探着往前几步，石子儿落在她的周围。终于有一粒打中了她的右腿，她的身子一紧，小孩们一哄而散，他们拍着手边跳边笑。琴裂嘴，也笑，她笑得傻而纯净，不带一点杂质。雀儿们欢呼着消失在巷子尽头。琴把身子匐在膝盖上，屁股蹭着地面往孩子们消失的地方挪，挪几步，停一下，她攥着糖纸的左手往前伸着。一定是爸给她的。她一厢情愿，边挪边傻笑，涎水淌下来，闪着白银色，晶莹剔透。
那个男人没多久就从胡同深处走了出去。再次见到他，是大寒过后的第二天。大寒那天，我和爸从建龙叔家出来，爸专门喂了琴半块糖，他每一次都是自己吃了糖块，把糖纸留给琴，但那天，他把身上所有的糖都给了她。
奶奶和琴住在老院子里，老院子缩在窄胡同最深处。琴每天毛毛虫一样蛄蛹着身子爬出巷口，日复一日。她像狗一样卧在胡同口，似乎如果没有她，胡同就会跑掉。每天天蒙蒙亮，她蛄蛹蛄蛹着钻出来，夜深了再蛄蛹蛄蛹着爬回去。不对，她还不如一只狗，狗看到生人会狂吠，会张狂挣扑，她不会，她只会傻笑。她看到放学的孩子傻笑，看到路过的村人傻笑，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傻笑，看到我们的车慢慢驶过，还是傻笑。她伸着手，手里攥着糖纸。她最喜欢糖纸，以为所有人都喜欢这个东西。在她和奶奶睡觉的土炕上，在毡子底下，压满了糖纸，各种颜色，非常壮观。
琴只要糖纸，不吃糖。婴儿时期，她想把糖塞进嘴里，每塞一次都被奶奶打一次手，一边打，一边呵斥。奶奶像训狗一样训练她，直到她拿上糖，就马上扔掉。尽管如此，琴三岁的时候，还是在胡同口捡到一颗糖吃了下去，毕竟她一直趴在地上，比任何人都更有条件发现地上遗落的东西。奶奶吓坏了，以为琴马上就要死了，但医生说一颗糖倒也不至于就死人，但多了就不一定了。后来，奶奶加大了训练的力度。
琴比我大一岁，她一辈子都没有学会直立行走。在我刚学会爬行的时候，有次爸来抱我回去，他给了我一颗糖，琴抢过去剥开了它。奶奶刚扬起手，琴却把糖塞到了我的嘴里，她拿着糖纸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翻来覆去地玩。奶奶说，快看，我们家琴知道把糖让给妹妹了。
她在各种场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家琴都知道把糖让给妹妹了。”见人就说，逢人就讲，直到我上三年级。那个下午放学前，同学说丢了一包彩虹糖，她曾给我们每一个人展示过它的鲜艳，我们每个人也都想象过它们鲜艳颜色下的甜。她哭哭啼啼。老师站在讲台上，我们全体起立，把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课桌上。老师挨个儿巡查了一遍，最后，他用教鞭挑了两下我的书包。课后，她们相互搂着胳膊盯着我，我记住了教鞭以及每一张脸，每一个名字，每一条胳膊。放学后，我再也憋不住，跑去老院里，站在院子中间嘶吼，鼻涕眼泪不分地嘶吼——都是因为这个傻子，都是你天天在外面说她。那之后，奶奶就没再说过“我们家琴都会把糖让给妹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