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全帽的人说：“当年的制度还不完善，你们别老想着钻空子。再说几十年过去了，这幢老屋已经成了危房，有安全隐患，你们还是拿了钱，赶快搬走吧！”
梓兰说：“两万块钱的补偿，只够买个洗手间。我们要讨还公道！”
戴安全帽的人见梓兰不肯退让，逐渐失去了耐心。他放下喇叭，朝手下的人挥了挥手，转身就走。挥舞着钢铁巨臂的拆楼车开过来，梓兰朝妹妹使了个眼色，梓蕙便把搁在一旁的大桶拎了过来。梓兰一手拿着打火机，一手指着大桶，朝拆迁的人嚷嚷着：“这里边装的是汽油，你们想看活人，还是看死人？”在姐姐的催促下，梓蕙哆哆嗦嗦地兜了一勺汽油，淋在梓兰头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梓兰满脸惨白，被打湿的头发一缕缕挂在胸前，好似蛇发女妖。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拆迁大军还是撤离了。梓蕙看看周围没有其他人了，突然捂住嘴巴，咯咯地笑了起来。梓兰也笑了起来。周兰欣望着姊妹俩，摇摇头说：“亏你们想出这个馊主意，可惜了这一桶糖水！”
梓兰笑着说：“舍不得糖水，骗不走豺狼嘛！”
姊妹俩用糖水骗走拆迁大军，老屋也暂时保留下来。第二年春天，相关部门终于下达了“依法拆迁、以情拆迁、和谐拆迁”的新政策，对于占道的有争议的民房、自建房，要酌情考虑补偿，不得暴力拆迁。在母亲和姊妹俩的努力下，她们终于争取到一笔合理的拆迁费，且享有优先选购安置房的权利。在安置房建成之前，梓蕙和母亲开始租房度日。
梓蕙告诉我说，糖水铺拆迁之后，母亲的精神就骤转直下，似乎丧失了力量。周兰欣本就患有高血压和尿路阻塞的毛病，加上搬去出租屋后种种不便，不过半年时间就变得面目浮肿，经常失眠。梓蕙陪着母亲上医院，又花了大价钱，从名医那里买了虫草、丹参、麻黄等中药，天天煎熬调理，可几副药下肚却石沉大海，一点效果都没有。母亲的病就这么拖拖拉拉，耗了好几年，眼看安置房快要建成了，周兰欣却到了尿毒症的晚期。医生说，必须换肾才能解决问题。周兰欣还年轻，有希望，等到合适的肾源，就能做肾移植手术了。
母亲在等待肾源的日子里，时常梦见父亲。有时候，半夜惊醒的她还要去找小推车，说外面有人喊她，她要卖冰糖雪梨了。梓蕙觉得，母亲是过早衰老了。这天半夜，周兰欣对梓蕙说，孟修德要来大成路的老屋接她了，他们还要去大中华酒楼吃饭，去看黄鹤楼。第二天天亮，母亲一定要回老屋看看。
梓蕙陪母亲来到老屋的旧址，周兰欣绕着施工围墙走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她想要的东西。回家后，母亲不肯吃饭，此后每天饮食骤减，就算喝些稀粥，也少之又少。周兰欣对梓蕙说，她老了，老屋拆了之后，也没什么盼头了。母亲终究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就撒手人寰，这时房产局的人却告诉梓蕙，她们可以选购安置房了。梓蕙道了谢，挂了手机。
梓兰从北京赶回来之后，姊妹俩把父母的墓合在一起。姊妹俩上完香，穿过柏树林的时候，梓兰才开口对梓蕙说话。梓兰告诉妹妹，祝先生并没忘记自己对梓蕙的承诺。妹妹毕业季的时候，祝先生是因为父亲的落马而受到牵连，锒铛入狱才没联系她的。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些？”梓蕙问梓兰。
“你还年轻，我不希望你被他耽误了。”梓兰说。
“现在，他在哪儿？”梓蕙问。
“因为表现良好，祝先生两年前就出狱了。他想要我安排你们见面，我说晚了，妹妹早就嫁人了。”梓兰望着呆若木鸡的梓蕙说，“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他。”
梓蕙对我说这些时，我对梓兰的做法忿忿不平。时间那么容易改变一个人，以至于一向勇往直前、力争上游的梓兰，最终沦为一个相貌平庸，不婚不育，斤斤计较的小市民。而向来柔弱的梓蕙呢，却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梓蕙就像小时候一样，重新把头扎进书本里。几年后，她出国深造，拿到了金融管理和文化传播学的双硕士文凭，又在加拿大结婚生子。梓蕙说她打算明年春天回国，给父母扫墓时，再约梓兰见面。
第二年春天，在姊妹俩见面之前，我携着那幅画，来到了梓蕙下榻的酒店。梓蕙是个四十多岁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的女人。我们站在酒店的观景台上眺望黄鹤楼，天朗气清，你无法想象这幢辉煌的楼宇曾被焚毁过多次，又重建过多次。梓蕙喝着咖啡，说酒店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在糖水铺的地基上建成的。母亲去世之后，她也尝试过做冰糖雪梨。同样是莱阳雪梨，她却做不出母亲的味道。
一群飞鸟从我俩头顶上掠过。梓蕙抬头看了看，说：“其实，一直想要飞走的人是我。”梓蕙说，她不像梓兰那样决断，有着拥抱惊涛骇浪的勇气。从小就羡慕姐姐的她，始终蛰伏在安全区，等待着时机。
“刘老师，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当初，是我主动找祝先生，向他示好的。也是我主动联系医生，放弃肾移植的手术……成功的几率，并不高……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梓蕙说到这里，第一次流露出张皇之色。但很快的，她就用手撩开遮挡视线的长发，眺望着远方，说：“黄鹤楼，它只是一个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