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和父母谈起过这件事。
罕见病的名字是我从夏维维那里听说的，父亲不熟悉心内科，他特地为我查了文献。
“从国际上的数据来看，这种病极其凶险，发病多无先兆，猝死率高。”他说，“除非发病时患者就在医院，否则现场抢救的机会渺茫。”
而母亲的意思是，我不是医学生，凭我那点三脚猫的心肺复苏手法，哪里有起死回生的本事。
我不知道那个猝死女生的名字。我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她的耳垂上戴着梅花形的足金耳钉。
一
我对年轻时的每一段感情记忆犹新。我不明白当年的小姑娘为何能如此情感丰沛，胸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可以用来这样爱一个人，爱他的头发丝，爱他衣领上的每一道褶皱，爱他的某句口头禅，爱他名字里的偏旁部首。即使我对这个人近乎一无所知，他却像是在我的心里过完了一生，等到我老了的时候，足够写一部300万字的回忆录。现在的我不是这样的。枯竭是从哪一刻开始的？大学毕业是个分水岭，但也可能是大三的暑假。我在本该成人的哪一刻老了，是那种瘪掉的速朽式的衰老。也可能是少年时过早地触发对爱的感知，早已象征性地体验过千回百转，成年后流于程式的恋爱反而索然无味。
后来我把大部分能量花在老老实实做一枚社会的螺丝钉上，这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没法像父母那样每天周而复始地救死扶伤，至少也能每月按时纳税、缴社保，每年一次独自旅行，从不滥交、酒驾或啃老。周末坐在文艺腔的餐厅里，和一些我不必祈求、无须窃取、不需要靠想象力的养料喂活的男人面对面奋力切牛排时，我常常能从墙壁的装饰镜里准确地瞥见自己的老态。老态无关乎即将出现的皱纹或松弛，颈椎病或肺结节，老态是一种自嘲、懒惰、随波逐流、无所求也无所信仰的混合物。
就这样我有过一些气氛融洽的约会，缓慢的亲吻和拥抱，偶尔被人骂清高或白莲花，但不能算是怪物。和其中一位优秀代表（他是我父亲从前的博士生）甚至快走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有一回半真半假地逛到了金店，我对钻石的淡漠令对方毫不掩饰地喜出望外。然后在金饰柜台，我看到了一对周生生的花瓣型耳钉，造型极其漂亮。理性告诉我这和记忆中的那一对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当销售小姐将其中一枚插进我的耳洞时，我的身体和意志力仿佛被洞穿，我被一种濒死的窒息感抓住，几乎要像舞台上的演员那样做作地捂紧胸口。
“脱敏”练习失败了。于是我明白了，就算我若无其事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每天早睡早起、吃有机蔬菜、做瑜伽冥想，我还是有可能随时走近一个深深的、没有任何人知晓的隧道口，被某种旋转刀片般的飓风挟裹进去，被搅拌，然后粉身碎骨。我不愿承认的是，深不见底的隧道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也许我早晚会像村上春树笔下的英雄那样无所畏惧地踏上冒险之旅。
一周后我单方面宣布了这段恋爱的终结，伤心欲绝的肝胆科博士从此把我全家统统拉黑。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是真心喜欢过一位医生的。我不太乐意用“暗恋”这个词，这个词将我无情地归入了一个类别，就像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年代，图书馆有装满卡片目录的一排排小抽屉，其中一个抽屉上写着“159-B，暗恋成瘾症候群”，而13岁或更小的我就被随手塞进抽屉，制成面目模糊的标本。我怎么可能是面目模糊的呢？当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全身上下长满了无数眼睛和耳朵，鼻子和舌头，每一根手指和脚趾的触觉灵敏异常，即使在熟睡时也能感知万物，而从熟睡到苏醒的过程则是从一个梦境向另一个梦境的跃迁。
我记得“格格巫”和他递给我的搪瓷缸。那时候父母总是把我往值班室一放，然后匆匆消失在走廊尽头。或者换一种说法：当他们一穿上白大褂，我的父亲母亲就消失了。我写完作业的速度是惊人的，甚至当我偷读完半本小说，天色渐暗，仍然等不到他们来接我回家。但我不着急。无非是临时又多加了一台手术，无非是住院部邀去会诊，或是门诊病人排起怎么也排不完的长龙。我不着急。值班室里的医生来了又走，但“格格巫”会在差不多时候出现，帮我从食堂打饭，把排骨和煎蛋压实在搪瓷缸里，顺嘴逗弄我几句，比如“小姑娘长身体，多吃肉”。如果值班室是高塔，我想象自己是智商拔群的公主，我笃定自己会被拯救，每天拯救一次。
“格格巫”医生拯救的不只是我的饥肠辘辘。我开始在作业本后面描绘他的人像。我给他起这个绰号可不是因为他鼻子大或秃头。他相貌很年轻，不戴口罩时除了几颗青春痘在脸上横行，其余无可挑剔。他头发蜷曲浓密，鼻头固然大，但帅气。有一次他看到了我的画，当然我也没有认真掩饰。他装作看不懂的样子，对小孩的心机漫不经心。此后他一次也没再出现过。一个新来的实习医生拿着我妈的饭卡帮我打饭。我讨厌那个女孩高傲的样子，尤其讨厌她纤长的手指，还有白皙脖颈后面的小绒毛。我想男人都会喜欢她那样的女人吧。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也许是半年后，我才听说“格格巫”是轮换去了其他科室。但这个真相已经无法弥补我当时的难过。我相信自己是不被欣赏的，连同我的白日梦在内。
在这之前，我也曾经崇拜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还有一个现在已经又老又胖的台湾歌手。当然那都是小孩子的幼稚把戏，我也从没认真追过星，追星需要不少零花钱，我父母对钱看得很紧，他们共同的志趣是存钱买房，买完再买一套。看穿我会在数学课上脸红的只有我的同桌娜娜，她会一面用彩色铅笔戳我，一面痴痴地笑。不过但凡有小男生胆敢说我坏话，她肯为我拼命。我后来再没有那种学数学的兴头了，那时觉得数学考99分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辜负，必须在家里放声痛哭。我妈在同事面前夸耀：“竺医生和我向来是放养式教育，是孩子自己要强。”升入初中后我也有过一两段莫名欢喜，但我再没有过娜娜那样的知己。
收到大学毕业十周年聚会通知那天，我听到方雅齐在电话里说：“我们是一个宿舍的好姐妹，所以班长央求我来邀请你。”“好姐妹”，多么腻歪，就像我在综艺节目里听到泛滥的“闺密”这个词一样。而且她似乎特别怕有人不知道班长是她第二任老公，她吃了特别美味的回头草。话说方雅齐不是带头在宿舍里孤立我四年的那个人吗？她对所有人说“竺天晴哪里怪怪的，头发上有股医院停尸间的味道”。甚至我的肥皂缸子不被允许和她们高贵的洗面奶并排放在洗手池边。她们还经常五个人组团吃火锅，碰到有人问起我就说“竺天晴有口腔溃疡”。这些她都不记得了。方雅齐不记得，我也可以不记得。我决定参加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