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李商隐《天涯》
1、
送走种春兰，外面纷纷扬扬下起了雪。琼花，我想。种春兰的灵魂顺着殡仪馆的盐白色烟囱杳杳飞升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南京博物馆有一面南朝墓室拼镶砖画，画中就是条美妙的游龙。雌雄难辨，仙气飞扬，不像在砖壁上，倒像在虚空中。
心中要有何等的虚静，才能在泥土上画出这样的龙，然后在橘红的火焰中烧制它。我当即就羡慕那无名的南朝工匠了。至少在泥胚和火炉前，他一定是物我两忘，如在云中。
其实我把脉看诊时，也有同样感受。
指尖轻稳地搭上病患的手腕，一缕表面上来自人体，实际却来自神秘虚空的脉动便风声一般传进我体内。我能把握最微小的变幻，如同在乱山中把握一只昆虫翅膀的忽闪。看病于我是最愉快的事，从我第一次搭上别人的脉搏我便知道了。
最后一次搭上种春兰的脉搏时，我不禁忡然变色。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我看向她，她回我以疲倦又略带讽刺地一笑。
一个月后，种春兰从鹤川县卫生学校废弃的水塔上飞身一跃，跳进月亮。
2、
1983？1984？1984。1984年，我和种春兰在鹤川县卫生学校中医班做同学。
在那个场景中，我首先看见了我自己。我的形象不太清楚，白而软，朦胧模糊。相比之下，鹅黄窗格和碧绿水杉却丝丝鲜明，辉映着清淡的、毛边的，那个时代的阳光。我感到安心，因为坐着别人就看不到我天生的跛脚。只看上半身，我还是很清秀的。片刻后，男女同学像一股色彩杂乱的小小洪流涌入。教室里嘈杂起来。
接着，一个女孩推开薄薄的木门，环视周围。随着她的目光，嘈杂像一群麻雀般飞走消失了。余下的一两声，仿佛梦呓。后来我明白，种春兰是为舞台而生的，舞台由她随身携带。因此她不像迟到，倒像登台亮相。
当时种春兰才十八岁，已在县剧团唱过两年戏。而我是二十八岁。二十七八，青春尾巴，人们开玩笑似的说。好在班上不止我一个年龄大。虽然中高考制度早已恢复，但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上学的不少。我的原因是我的家庭。
我父亲曾跟随部队辗转在秦岭深处。即将解放时，一次小规模战斗，他肺部受了重伤，被就近安置于鹤川县委。新中国成立，我的母亲，一个鹤川县药材铺家的娇弱胆小的女儿，生下哥哥和我便早早谢世。该上山下乡时，哥哥去了。几十年后，在那片遥远的黄土地上，他以清水头乡中心小学校长的身份退休。父亲的老和病由我承担了。他肺病复发去世后，我才真正走出那个院子。
那个院子，我的记忆的画布上尽是些阴翳的琐碎片段：蓝盈盈的月亮。父亲绵长的咳嗽。县委大院灰蓝砖砌的镂空花墙。灶台上断续的青烟。枇杷叶毛茸茸的背面。
枇杷叶熬水，清肺止咳。枇杷花开在初冬，冷天冷地里，忽然碰来一阵绒绒粉末似的香。因为父亲的病，我们灶台上常年熬着这些花花叶叶。枇杷树，春天不怎么鲜嫩，冬天也不枯凋。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喜欢这种树。
父亲心情好时，饮着枇杷花与红糖熬成的糖浆，我们谈诗。主要是中国古诗词，也有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等俄罗斯诗人。父亲最爱杜甫。心情不好时，父亲从头到脚地挑剔我。头发太长，像个戏子；头发太短，像只刺猬；平着脸，丧气；笑时大牙外露，野气；娇娇弱弱，没一点浩然之气！狂怒时他骂：“你以为你是什么资产阶级小姐？一只寄生虫！”
父亲，他的坏肺吞吃了他的远大志向。他痛苦地享受着漫长的高级津贴。“寄生虫”，他骂。
随即他回转过来，讨好地，亲切地，和我讨论杜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叫我去书房拿他的剑。
说媒的妇女来了两次，父亲说：“我没意见，我尊重她自己的意见。”但其实他有很多意见，从灰蓝的地砖间生出来，虬曲树根一般。“女人结婚都是受罪。磨掉一层皮，一层肉，一层骨头，变成另一个形状，另一个人。你要是结婚……得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断定：“你的心是这样，你的脚又是那样。你必得受大罪。”
我默默出门，一脚高一脚低地到县委档案室上班。二十五岁那年，父亲帮我安排了那个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是个沉默寡言的独腿老头，每年八月一日，把一张红色的光荣证放进胸前口袋。那就是他唯一的语言。不知为何，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