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习了枇杷树和独腿人的沉默，加上跛脚，再也没有媒人上门。然后，我又学会了隐身，就是在人群中默想：我不存在。久而久之，我真的不存在了。几乎没有人和我来往。
父亲去世了。我脱去父亲的衣裳，那是我这一生唯一见过的异性身躯，至今记忆犹新。干瘪，灰黄，充满怨念和遗憾。那时候，一股花香味的风忽然破开灰蓝框的大玻璃窗，向我吹来。我透明了。我的头发、我的脚，我飞起来了。
一脚高一脚低地，我走去辞掉档案室的工作。我坐进中医班雪白的教室，伸手搭上种春兰浑圆白嫩的手腕。那一瞬，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我抬起眼，种春兰对我粲然一笑。
3、
种春兰的笑是完美的，就像她的手、她的脚、她的头发、她的脉搏一样完美。现在回想，我把她在很高的地方供奉起来了。说个可笑的体验，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用一下厕所。之后，我按照父亲留下的习惯进厕所去点根香。进去当然是臭的，但我竟然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那时我尊爱她就到那种程度。
所以她对我哭的时候我很吃惊。“学校哪哪都不如剧团好，”她擦着眼泪，怀念以前唱完戏后，妆都不卸，在后台团团坐着吃夜宵。煮鸡蛋、烤玉米、花干……纸皮馄饨最香，汤里点了虾皮、香菜和小磨香油。艺人有艺人的规则，心里尊卑分明，外面无论大小，大家在一起就是笑。不像中医班，人人在背后议论她，弄得她很孤独。有的女生还试着她的性子欺负她，那种欺负是让人心里知道嘴里却没法说出来的。她心情不好，成绩也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来学中医呢？”我问。
“唱戏唱不了一辈子。我想念书，想当干部，当——‘知识分子。”种春兰说。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枫林醉，总是离人泪。这不是好书？好演员，一样是知识分子。未必只有医生、教师是知识分子？”说完我脸通红了。那时我不会说话，觉得这种程度就算跟人吵架。但我的确对当时人人想当“知识分子干部”的风气嗤之以鼻。我觉得，大多数人就像群羊一样，根本不管道路，只会跟着潮流跑。就像班里那些同学，一毕业就再不会碰书本，将来个个都是庸医。
种春兰的黑眼珠比一般人大，在台上飞个眼，角角落落都能照顾到。她定定看了我一会，忽然说：“姐，我以后能不能来你家看书？我看见好多书。我是乡下孩子，家里连一张纸都没得。”
种春兰的家，山脚下一院黄泥房，屋檐下堆着许多烂鞋帮子。离房子不远有一道河，她父亲过到河对面和一个寡妇过日子后，就不再返来河这岸。种春兰一被剧团选上，她的母亲也就跟个做小生意的安徽人走了。我想象，那黄泥房就渐渐潦草在水声和细雨里。
种春兰站在我父亲方正的书房中央满脸惊羡：“这么多书，都能把我埋了！”
那些书当然不舍得把种春兰埋了，反而做成阶梯，送她走上去。就像她希望的那样，成为干部，成为“知识分子”。
她在那间书房里读了汤显祖，莎士比亚，福楼拜。有一阵她每天都很紧张，因为《包法利夫人》。吃饭睡觉，她都操心着艾玛的命运。终于看完那晚，她面色灰白，直直躺在我的小床上，眼泪从眼角滴进两鬓。
我左手握着右手，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
她自己缓了一会，睁开眼喃喃地说：“这是一本教科书。”
“什么？”
“教育我不要太浪漫。”
4、
那句话怎么说？“人类从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然也不会从文艺作品中吸取教训。
中医班结业，我被留在县卫校附属医院。工作两年，我拿到函授本科，随即脱产去北京读研究生，种春兰牡丹一样的圆脸又滴下两行清泪：“那咱俩就分开了。”
种春兰那时仍稚气未脱。毕业时，她本可以和我一样留在县卫校附属医院，因为这样的美人，任何单位都稀缺。单位总有用女主持人、女歌手、跳舞女郎的时候。但她却不肯去院办，一定要和我一样去临床科室。临床科室已经满了。结果她被分配到极偏远的卫生院，每个月搭顺车才能进县城来看我。没多久，她就被当地一个乡痞缠住。每天晚上，那人在她窗下丢小石头，使她不能睡觉。卫生院里又只有她和另一个中年女赤脚医生。我们商量又商量，权衡又权衡，最终还是匆匆找到我父亲的老战友，调出档案让她回了县剧团。
种春兰痛哭一场，说“白上了学”。不过，一两年间她就成为当家花旦，天天送戏到工厂，到部队，到田间。逢到年节，在鹤川县大剧院开专场。介绍对象的人太多，一下台她就躲，不回剧团宿舍，回我家。
那阵子她光彩照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古董书桌，送给我。南洋檀，桌斗挂着铜片锁。她怕钢笔尖划花桌面，又裁了一块玻璃，玻璃底下压着她自己的剧照：狐仙胡秀英。
“狐仙怎么能结婚？你看我们团的吕红霞，一结婚就生孩子，生完回来，腰这么粗，脸这么大，台上光一打，哎呦呦！”种春兰鼻子皱起，像花瓣刚醒时的褶皱。
“再说，女人一那个就不美了。”她很做作地说。
我不喜欢这种做作，就把头低了。
她连忙软软抱住我的胳膊给我戴高帽：“我要以你为榜样，冰清玉洁一辈子，好好干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