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海

街道上空荡荡的。

她从阳台望出去,小区外的那片工地上什么动静都没有。这片工地在去年夏天停了工,推土机、挖掘机撤出后,留下几个深坑。后来有人用绿油油的围挡板将那片工地围了起来,任由野草在里面疯长。一条灰白的马路从围挡边绕过去,爬到了工地另一侧的山那边。

山的那边是海。

她站在阳台上一盆枝繁叶茂的绿萝后面,目送儿子越跑越远,他穿着黑色运动衣的身影在绿色围挡板的映衬下很打眼。

自从儿子从都柏林回来后,他每天都会顺着围挡边的那条马路跑步,在清晨,或是傍晚。下楼,出小区,穿过路口,走到马路的另一侧后,他才会跑起来。尽管那条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过马路时他还是会左右看看,非常谨慎的样子。她看着他小心翼翼穿过马路,便想起他们刚搬来时的那个夏天,那时他还很小,她常带着他出去散步,在清晨,或是傍晚。只不过,那时门前这条马路还没有铺上沥青,路边没有绿色围挡板,被围挡板包围起来的那块地上,也还没有深坑,几户农舍和菜地舒缓地铺开,农舍前后有杏树、桃树和樱桃树,清晨常传来鸡鸣,入夜则偶闻犬吠。

她一直盯着儿子的背影看,总也看不够似的,直到他跑到山那边,消失在那条马路在山脚下的拐弯处。儿子刚去都柏林留学时,还是一个单薄的少年,回来时他变成了一个孔武有力的成年男子。她转身回到室内。但她无心去做别的事,隔不了多久又走到阳台上张望。每次都是这样,要一直等到他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山脚下,她才会变得轻松起来。

儿子回国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找好的工作也因没能如期报到泡了汤。不过,现在她最担心的不是工作,工作可以再找,她担心的是另外的事。有几次,她想跟儿子聊聊那件事,那件使他滞留都柏林未能如期归国的不幸的事。她没能说出口。临近毕业季的一个清晨,一个都柏林当地女孩离开她位于都柏林十八区的家,去四区一家咖啡馆上班。这家咖啡馆在早上八点开门营业,女孩一般会在七点五十五分到达,但这个早上她一直没出现。她失踪了。有目击者声称在一四五路公交车上见过她。女孩的父母告诉警方,她去咖啡馆上班时会乘坐一四五路最早那班公交车,在赫伯特公园那站下车,然后她会穿过公园一角,步行大约四百多米后抵达那家咖啡馆。警方根据这条线索,锁定了她失踪的时间和地点,也锁定了五个嫌疑人,她的儿子是那五个中的一个。她最初知道这件事时吓坏了,尽管儿子跟她说这件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去跑步,凑巧路过那个地方。他语气平静地说会尽自己的义务,“配合警方调查,多待几天”.实际上他多待了一个多月。他回到家时,暑假都已过了一大半了。那个女孩,她再没听到任何跟她有关的消息。不过,她好歹是放下心来,儿子最终能顺利归国,说明这件事确实与他无关。她这么想。但那个女孩,那个她连名字和长相都不知道的年轻姑娘,却自此驻进了她的心里。走在校园里,看到那些花朵儿一样的女学生时,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她搜不到关于都柏林的新闻,不知那个女孩回家了没有。她想问问儿子,她觉得他应该能打听到,他在都柏林有老师、同学,也应该有朋友的。可她不太敢跟儿子提这件事。不知为什么,如今她在孩子面前变得有些胆怯了,她简直有些,怕他。“也许是上年纪了吧。”有时她会这么想。都说人老了会惧怕自己的子女。也有一次例外。那是个雨天,儿子没出门,他心血来潮,教她烤他在都柏林常吃的苏打面包来着。面包烤得很成功,满屋子飘荡着温暖的麦香味。儿子很满意,掰下一块面包塞到嘴里,又掰了一块递给她。她高兴地接过面包,鼓起勇气问道:“那个……女孩,有什么消息么?”儿子嚼着面包,把头扭向一边,看向窗外。过了一会,他回过头来看着她,脸上很平静,看不出任何情绪上的波动。后来他耸耸肩,起身走开了。那以后,她再没跟他提起过,她宁愿相信对儿子来说,那也不是件愉快的事。想想吧,时常去跑步的公园里,一个女孩失踪了……

这个早上,她要离开家去图书馆上班了,儿子还没回来。山脚下的那条马路上空荡荡。

那山是座小山,不大,也不高,山上树木茂密。

这个清晨,尽管有南风吹拂,但白而轻盈的海雾还是淹留林间不散。

二十年前,她带着儿子搬来这海边小镇时,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那年暑假,她和儿子的父亲分开了。他们夫妻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儿子的父亲是材料科学学院的教授,学科带头人,她作为人才家属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一直以来,他们各司其职,过得简单、充实。只是,有了孩子后,教授好像有些不太适应,她发现,孩子的啼哭会让他紧张,他在家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她一直想着,等孩子大些,就好了。可是,大了些后,却又有了大了些的烦恼。安静、乖巧的儿子,有时很容易被什么东西激怒,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裹挟了他,片刻之后,风暴平息,他会重新变得安静、乖巧。她至今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潜伏在儿子的命运里,时不时偷袭他、使他失控。绝望之余,她便把这当做一个顽劣幼童的可纠正、可教育的坏行为,这么想能让她好受些。她也曾严厉惩罚那个恢复平静后变得无辜的小男孩,许多个深夜,他睡着后,她看着他脸上未干的泪痕,也流下了自己的眼泪。她从未跟儿子的父亲探讨这些,他们避而不谈,以便让生活显得平常、可持续。直到那次,儿子在幼儿园把一个小朋友从滑滑梯上推了下来。他的父亲知道后气急了,他离开实验室,和她开车去医院看望那个受伤的孩子,一路上他一言不发,脸上愁云惨淡。以往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出面摆平,从未打搅过他。那次有点不同,那孩子摔得很厉害,双腿骨折。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知道他这辈子是要献给科学研究的,她曾在心里发誓要做他有力的后盾。那天她开着车,看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丈夫一眼,她下定了决心。夫妻俩分开后,她主动申请调来刚建成没两年的分校工作,还是在图书馆。那所大学位于炎热的内陆城市,分校在一个海边港口城市的郊区,距热闹的市中心有点远,大约五十分钟的车程。但距一个小渔港很近,刮南风的时候,在校园里也能闻到淡淡的鱼腥味。夫妻俩分开的方式非常体面,没吵没闹,两个人最后还一起带儿子去了趟动物园,印象中这也是孩子父亲唯一一次陪孩子逛动物园——不是说他有多不爱孩子,而是他实在是没有空。所以,那天她像是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逛动物园。大的那个对动物园的一切都很陌生,动物的气味也使他有些厌烦。从动物园出来后,他们去吃了披萨。虽说那时儿子还小,但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所以那天他出人意料的安静,有点没精打采的,小脸蛋看上去甚至有些忧伤。不过,儿子好像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后来他很少问起父亲。这也难怪,平时他的父亲总是很忙,父子俩在一起的时间本来也不太多。她还记得,那年她开着她那辆老旧的小polo车,带着儿子从省城来分校,途中要路过一座跨海大桥,这座大桥的桥墩所用的防腐涂料就是儿子父亲的发明,这种新型的防腐涂料能将大桥钢梁的防护寿命延长近一倍。她路过那座雄伟的大桥时,很确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她开着车,挺直了身子,简单地跟儿子说起了这场家庭变故,无非是“爸爸妈妈今后不住在一起了,但爸爸妈妈还是会像从前一样爱你”之类的话。儿子一声不吭,坐在副驾驶座上撕开了一袋薯片。吃了两片薯片后,他开始用力搓揉那袋薯片,细小的手指颤抖着。她没有制止他,一袋薯片而已。鼓胀的薯片袋子瘪下来,在他手里成为比鸡蛋还小的一团。他打开车窗,将它扔了出去。他出了一头的汗。后来他安静下来,打开收音机,连台都没选就一直听下去。是交通频道,主持人声音低沉地通报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小汽车在高速路上超车侧翻,一死两伤。儿子表情平静地听了一会儿收音机后,很快就小脑袋一歪,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