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真有时候想,女儿也许压根就不想回家。疫情刚爆发那一年,女儿飞机刚落地没几天,就被提前叫回上海。据女儿形容,老板的意思是交通可能会部分管制。在清蒙机场的玻璃幕墙里,她看到女儿只在刷脸检票的时候脱下了N95口罩,她伶俐的眼珠左右转动如一道流光,惨白的脸显现出一种长痱子般的红。
“我就要有署名了——顾木兰,”女儿仰起头,看着她,“等这个剧拍出来,我就是正式署名的编剧了。”
“顾木兰。”顾真嘻嘻地笑着,帮她掸了掸肩头的灰尘。但后来她等了好几年,眼看着顾木兰换工作、搬家、和感情稳定的男友分手,就是没有新作品。顾真和老朋友们提起女儿的时候,列举的还是学生时代那些在大礼堂上映的编剧作品。一直在走下坡路。有一天她从瞌睡中突然惊醒,电影频道里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片子正好讲到这句,她疑惑自己是否听错,想要倒片,发现自己不会使用这个功能。学生时代,顾木兰拿了好几个剧本奖,毕业那年,疫情爆发前,顾真特地赶到上海和她合照。在校门标志性建筑前的草地上,女儿不知为什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后来我遇到了她的导师,”顾真在茶会上眯起眼睛,在对桌老友吐出的一串烟雾中,她吐出的字句一个接一个,铿锵有力,“我才知道她获得了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她导师说木兰很有才华。”
才华,往昔的朋友都以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她。她掸掉指甲里的烟灰,轻轻用手拂去眼前的烟雾。顾木兰从考上大学离家,到硕士毕业,陆续有人特地过来请教顾真如何教育孩子。后来无论是才华,还是上海市优秀毕业生,都渐渐成为一个笑话。顾真自顾自地接着说,没有人笑,谢天谢地。顾真走到厨房续开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手轻微地抖动不止。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顾木兰到底经年累月地在上海忙活什么,是大树家无意之间说出来的。三年前,顾木兰刚和男友分手,又辞了职,她在家里躺了一个礼拜,既不去咖啡厅写作,也不早起,无所事事。有一天顾真走进房间,灯没开,顾木兰整整齐齐地穿上了外出的衣服,昏暗中她的苍白散发出一种略显透亮的光,空洞的眼白对着她,讪笑着挠了挠头,要见我的那个同学是谁?
大树是顾木兰要仔细回想一下才想得起来的老同学。但是一旦想起来,就会浮现出许多共同的回忆。整个中学时代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大树的妈妈在学校旁边陪读,顾真拜托这位茶友,每周一至周五,木兰去她家午睡。木兰带回他们家的许多八卦,作为清蒙第一代工厂的富一代,大树爷爷设立了奖励丰厚的家族教育基金。“发不出去吗?”顾真笑了,她傲慢地用长长的筷子戳猪骨头骨髓里的肉丁,一点一点挑出来夹到木兰的碗里。“都是草包。”顾真接着说,“如果你生在他们家,大概会赚得盆满钵满。”
“大树好像一直喜欢你呢。”顾真这么劝说顾木兰去见一面时,多多少少有点心虚。她笑了笑,像一张平白的纸勉强拉了一次。大树是个性情温和的男孩子,会帮妈妈拖地、择菜、洗碗,但他成绩很差,背地里喊他草包的是顾真,倒是顾木兰说过,他人还是蛮好的。大树爷爷常说:“要多和顾木兰一起玩。”他的赞叹让顾真很受用,茶友间反反复复传遍了这几句话。“多聪明的姑娘,”大树爷爷说,“我们家族里就没一个这么会念书的。”
顾木兰常常很专注地做一些事情,很小的时候顾真把她放在图书馆,两块面包对付一整天,她回来也不说话,后来顾真才知道女儿读过那么多的书。顾木兰会自己对顾真提出要求,还是小学生的她,有一次路过橱窗,忽然间说:“妈妈我要学摄影。”“她说的不是拍照,是摄影!她哪儿学来的这些词?”顾真大惊小怪地在茶会上绘声绘色地形容当天的场景,“她从没要过衣服、零食、玩具,她吓了我一跳,冷不丁地说,妈妈我要学……那什么玩意,摄影?”
大概是这样,顾真偶尔会觉得自己本能地害怕顾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