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真有时候想，女儿也许压根就不想回家。疫情刚爆发那一年，女儿飞机刚落地没几天，就被提前叫回上海。据女儿形容，老板的意思是交通可能会部分管制。在清蒙机场的玻璃幕墙里，她看到女儿只在刷脸检票的时候脱下了N95口罩，她伶俐的眼珠左右转动如一道流光，惨白的脸显现出一种长痱子般的红。
“我就要有署名了——顾木兰，”女儿仰起头，看着她，“等这个剧拍出来，我就是正式署名的编剧了。”
“顾木兰。”顾真嘻嘻地笑着，帮她掸了掸肩头的灰尘。但后来她等了好几年，眼看着顾木兰换工作、搬家、和感情稳定的男友分手，就是没有新作品。顾真和老朋友们提起女儿的时候，列举的还是学生时代那些在大礼堂上映的编剧作品。一直在走下坡路。有一天她从瞌睡中突然惊醒，电影频道里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片子正好讲到这句，她疑惑自己是否听错，想要倒片，发现自己不会使用这个功能。学生时代，顾木兰拿了好几个剧本奖，毕业那年，疫情爆发前，顾真特地赶到上海和她合照。在校门标志性建筑前的草地上，女儿不知为什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后来我遇到了她的导师，”顾真在茶会上眯起眼睛，在对桌老友吐出的一串烟雾中，她吐出的字句一个接一个，铿锵有力，“我才知道她获得了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她导师说木兰很有才华。”
才华，往昔的朋友都以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她。她掸掉指甲里的烟灰，轻轻用手拂去眼前的烟雾。顾木兰从考上大学离家，到硕士毕业，陆续有人特地过来请教顾真如何教育孩子。后来无论是才华，还是上海市优秀毕业生，都渐渐成为一个笑话。顾真自顾自地接着说，没有人笑，谢天谢地。顾真走到厨房续开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手轻微地抖动不止。
其实没有人会知道顾木兰到底经年累月地在上海忙活什么，是大树家无意之间说出来的。三年前，顾木兰刚和男友分手，又辞了职，她在家里躺了一个礼拜，既不去咖啡厅写作，也不早起，无所事事。有一天顾真走进房间，灯没开，顾木兰整整齐齐地穿上了外出的衣服，昏暗中她的苍白散发出一种略显透亮的光，空洞的眼白对着她，讪笑着挠了挠头，要见我的那个同学是谁？
大树是顾木兰要仔细回想一下才想得起来的老同学。但是一旦想起来，就会浮现出许多共同的回忆。整个中学时代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大树的妈妈在学校旁边陪读，顾真拜托这位茶友，每周一至周五，木兰去她家午睡。木兰带回他们家的许多八卦，作为清蒙第一代工厂的富一代，大树爷爷设立了奖励丰厚的家族教育基金。“发不出去吗？”顾真笑了，她傲慢地用长长的筷子戳猪骨头骨髓里的肉丁，一点一点挑出来夹到木兰的碗里。“都是草包。”顾真接着说，“如果你生在他们家，大概会赚得盆满钵满。”
“大树好像一直喜欢你呢。”顾真这么劝说顾木兰去见一面时，多多少少有点心虚。她笑了笑，像一张平白的纸勉强拉了一次。大树是个性情温和的男孩子，会帮妈妈拖地、择菜、洗碗，但他成绩很差，背地里喊他草包的是顾真，倒是顾木兰说过，他人还是蛮好的。大树爷爷常说：“要多和顾木兰一起玩。”他的赞叹让顾真很受用，茶友间反反复复传遍了这几句话。“多聪明的姑娘，”大树爷爷说，“我们家族里就没一个这么会念书的。”
顾木兰常常很专注地做一些事情，很小的时候顾真把她放在图书馆，两块面包对付一整天，她回来也不说话，后来顾真才知道女儿读过那么多的书。顾木兰会自己对顾真提出要求，还是小学生的她，有一次路过橱窗，忽然间说：“妈妈我要学摄影。”“她说的不是拍照，是摄影！她哪儿学来的这些词？”顾真大惊小怪地在茶会上绘声绘色地形容当天的场景，“她从没要过衣服、零食、玩具，她吓了我一跳，冷不丁地说，妈妈我要学……那什么玩意，摄影？”
大概是这样，顾真偶尔会觉得自己本能地害怕顾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