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在分校教师宿舍区，虽然看不到海，但步行十多分钟就能走到海边。家里没有学科带头人了，母子俩在家里不用踮着脚尖走路，看电视时她由着他把声音开得很大。从海边抓回来的小螃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儿子光着脚，“咚咚咚”从一个房间追到另一个房间。她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也寄希望于教育。她遵医嘱，尽可能多地带儿子到大自然中去，“以便去掉他性格中的不良成分”.那个暑假，他们几乎每天都去海边，游泳，散步，或是在沙滩上挖城堡，逮小螃蟹。海边总是有很多小朋友，她希望儿子能尽快交到新朋友。儿子的父亲生性冷淡，为人孤傲，他的才华和成就像是两堵愈砌愈高的墙，他没什么朋友。她不希望儿子像他。令她欣慰的是，那时儿子好像对新环境适应得很快，他能和任何人玩到一块儿，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她也发现，儿子和谁的友情都不能持久，有时他正和几个小朋友挖沙坑呢，突然间他就会站起来走开。有几次他冲到海里游起来，带着一股怒气似的，小胳膊奋力击打海水。有两回他游得太远，让她害怕起来，不得不跳到海里去，拼尽全力把他带回到岸边。那时学校四周还有点荒凉，通向市里的地铁正在修建中，入夜后，站在阳台上只能看到校园外零星几点灯火。许多个深夜，儿子睡着后，她清理完地板上被踩成烂泥的小螃蟹，站在阳台上看向远方。在她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那几点稀疏的灯火，给过她慰藉，还有勇气。艰难时辰都深藏于深夜，白天，她的白天看上去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她常和有差不多大孩子的同事相约，开车进城，带孩子们看电影、逛博物馆，看看画展、听听音乐会什么的。那时她还想着培养起孩子对友情、艺术等美好事物的兴趣。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看不出自己当初的心愿是否达成，但也不能说没达成。如今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虽然不善言谈，看上去有些孤僻，但对人彬彬有礼，让她也颇放心。他应该也是有自己的朋友的，有两个周末，他进城去了，跟她说的是和同学聚会。后来她问他，都是什么时候的同学，都有谁。“您不认识。”他面带微笑，客气、简短地回答了她。
她把早餐还有水果端到餐桌上后，出门往图书馆走去。家属区在校园的西南角，这一片都是生活区，食堂、超市、咖啡馆、游泳馆都在这儿。她穿过生活区后，在足球场那儿与期刊社的周老师汇合。
每天早上，周老师都在食堂吃早餐，吃完早餐后，会在足球场远离路口的拐角处等她一起去上班。期刊社办公室也在图书馆内，一楼东北角，非常僻静。周老师办公室的窗外是一道高耸的土坡，为防止雨天滑坡，在坡底又砌起了一道一人多高的石墙。坡上长着些野生丁香、毛白杨、洋槐之类的树木，林下灌木丛生，野蔷薇从墙头上倒垂下来，初夏时节，推门可见满窗红红白白的小花，她喜欢的，便常去。
这个早上她出门有点晚，周老师等她有一阵子了。周老师也是单身，他的女儿硕士毕业后，在家复习考公三年，去年终于考上了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离家远了，难得回来一次。待她走近了，周老师便笑着把一块黑巧克力递给她。自从她的儿子回来后，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就不像从前那样多了，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他们没能一起出去游玩。这让他有些失落。她含笑接过，放进了自己的小包里，打算到办公室后再吃。周老师举起手里的一只纸袋冲她晃了下说，午休还是去我那儿吧？新买的红茶。她胃不好，只喝红茶。她在心里叹了口气，没说什么。周老师小心翼翼地看着她，问，孩子跑步还没回？语气亲昵。她点了点头。周老师说，跑步是个挺好的习惯。她“嗯”了一声，这已经是第三个早上了，儿子晨跑晚归，她没敢问他去哪了。不过，她也觉得，对一个成年男人来说，这很正常，有时她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担心什么。周老师看着前方，过了一会儿，又说，孩子大了，不要太担心他们。她又“嗯”了一声，心知这话他应该是常拿来安慰他自己的。周老师的女儿自打去上班后，忙得很，父女俩鲜有联系。周老师给她看过他和女儿的聊天记录，大部分时候都是周老师在说话，问女儿怎么样，忙不忙，叮嘱她好好吃饭。他的女儿偶尔才回一句，“还好”,或是“嗯嗯”两个字。以前儿子倒是经常和她联系的，通常在晚上十点半左右，都柏林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如果下午没课，又正好有空，儿子就会找她。一般他会给她发条语音，问她在干吗。一种短暂，但却经常的联系。偶尔他还会随手拍张照片发给她，一杯咖啡，或是草地中央的一棵树，但他从不拍他自己。这点她倒是理解的，她也不太喜欢照相，面对镜头她会紧张、不自然。有时儿子和朋友喝下午茶，也会拍张照片发给她，照片里没有他，也没有朋友，通常只有看上去就很好吃的点心，精致的杯碟，铺着亚麻桌布的小圆桌或是方几，上面摆着清新淡雅的瓶花，温暖、宁静的光线透过高大的窗户，斜斜地落在这些美丽的事物上。一个人的时候，凭窗远眺的一刻，或是走在海边，波涛由远而近涌来，常有那么一瞬，会让她觉得儿子照片里的一切都有些不真实，像是他给她造的一个梦。但那一瞬很快就会过去。她都是开心的。想到在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儿子生活得不错，她便感到欣慰。
她原本计划儿子毕业时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为此她还在周老师的参谋下买了条做工考究的连衣裙，一双质量上乘、柔软舒适的小羊皮玛丽珍鞋，谁知道后来会出那档事呢。她听说后，马上盘点了下手里的钱，并退掉了已订好的去都柏林的机票。她想的是，万一……万一需要交保释金，或是请律师呢？那一刻她没顾上想别的。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她彻夜不眠，脱发厉害。好在那段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保释金和律师也都没用上，真是万幸。那件事，她猜儿子应该是不会告诉他父亲的，就像当年她不敢在他面前提心理医生——她也不允许自己为这样的事去打扰他，他是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至于毕业典礼，那件事发生之前，她倒是提醒过儿子，要他邀请一下他父亲，不知他邀请了没有。那年儿子拿到都柏林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父亲，他的父亲在电话里说，“……文学？”然后就是令人尴尬的沉默。他应该不是看不起文学，可能就是有些莫名的失望吧。对儿子，对她，他总是有些失望的（这曾经让她在心底对他深感抱歉）。他对大多数事情大约都是失望的，这世上应该很难有什么是能令他完全满意的，可能对他现在的年轻妻子，还有女儿——一个脸色苍白、有些瘦弱的小姑娘，他大约也是这样失望的。不过，最终她和他在是否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这件事上没有分别了，反正都没去。但儿子发了几张照片给她，那真是一个隆重的典礼，照片上儿子穿着学士服，和同学们在一起，个个器宇轩昂、意气风发，青春如此美好，令人动容……怎么可能跟那件事扯上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