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朱一个没错，但是……我说。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接到了一个境外的诈骗电话？胖子好像很怕我说出“但是”后面的话似的，抢着说道。
嗯？我想想。我说，脑子里浮出律政剧里经常讲的一句话，你说的一切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好像是这样的，我回答。然后我幽默地问了一句：是因为这个要把老张抓走吗？
胖子没有领会我的幽默，只是认真地说，我们上门核对一下这件事，同时询问你，是否受骗了。
你说什么？我大笑起来。我觉得他把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跟“境外”联系起来，哪怕是“受骗”这样的关系都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们没有恶意，只是询问你，是否受骗了。瘦子警察和善地补充道。
不知道老张在警车里，有没有听到这段对话，他大概会比我笑得更响亮，笑完了，他还要小手一挥，像在空中拍打一只看不见的虫子。
朱老师……胖子忽然这样叫我。
他叫一下就停顿了。
也就在他停顿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光亮。忽然想起他为什么看起来这样眼熟了——这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呵。我从学校辞职十几年了，过去的很多东西已经模糊。在这当下，我什么都想起来了，我记得教他的时候自己只有二十多岁，甚至可以确定他在哪个班，连他的班主任是谁我也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他当年是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甚至某一次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比较纤细的脖子在我眼前晃动，腼腆的神情和轻轻的声音，在我的追问下一点点低下头，全都涌了上来，历历在目……而且我还有他的微信。
我有他的微信，我想。看着他胖乎乎的，站在我的家门口，过去和现在跨越中间漫长的空白，古怪地连在了一块。就在去年，当他连续几天半夜发朋友圈说通宵值班准备突击行动时，我终于没有忍住而给他留言，“爱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他没有理睬，我也希望他不要理睬。我并不以为自己曾经教给过他什么，尤其在眼下的状况里，更不想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当人离开讲台那一刻，言说的象征意义就已然消亡了。当我把这事给老张讲，老张颔首笑笑，他说人家又没做什么，你咋去留那样的言，跟个书呆子似的。我说我这不是未雨绸缪么，他第二天给我点了赞呢。老张说，那挺好的，人家尊师重道。我忽然心里很安定，不由得搓了搓手。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闯了红灯，一个警察大老远跑过来，冲我敬礼，我慌神说对不起，那个警察却朝我笑，叫我朱老师，我是既惭愧又高兴。
我说，我确实受骗了。今天接到的最离谱的诈骗电话就是你们抓的那个男人打给我的，你们知道那骗子说什么？他说今天做晚饭给我吃，这么多年来，他没做过一顿像样的晚饭。
胖子说，我们询问的是另一个真正的诈骗电话。
我看着他认真说，没错，我说的就是真正的诈骗电话，你们抓的那个男人是惯犯，在电话里还说他爱我呢。
两个警察面面相觑，似乎有点懵圈，两个人转身低头商量了一下。
胖子说，朱老师……瘦子按住他的胳膊，说道，那请你配合我们提供一下身份证明，我们上传到局里留个档。
我说，我不想配合，我又没报警，干吗要留档？
我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求助般地看向瘦子。
瘦子很镇定，从容地说，不对呀，就是你报的警啊。
我如梦初醒，说，对，对，是我报的警，不对——我一时也不能裁定到底是报警好还是没报警好。
瘦子头脑清晰地说，我们明白有一个是你报的警，有一个不是你报的警，两个我们都要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你没有报警的那个——未雨绸缪，防止犯罪，这是我们对居民要负的职责。
我的学生频频点头，如释重负。
不知怎地，我突然很为我的学生不值，我心里希望他说的话能让瘦子频频点头，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莫名地升出了一股抵抗情绪，字正腔圆地说，实话告诉你们吧，两个问题我都没有报警，古语讲“民不举，官不究”——我看到我的学生突然附在瘦子的耳边说着什么，然后瘦子就哈哈笑起来，说，朱老师，恕我直言，您是教语文的，于国家的法律可能还是有点陌生。
我一时心虚起来，不满地看着我的学生。他立刻低下头，就像是为了避开老师提问一样。这倒让我瞬间有了当年在课堂上的感觉。
瘦子好像明白了胖子跟我的关系，说话更加温和了，但是一句是一句，他说，朱老师您有没有报警，您看一下通话记录不就清楚了吗？
我干吗给你看手机？我有点耐不住了，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瘦子说，不是给我们看，是说您自己看一下。
胖子在旁边又点起了头。我脸一红，但是手却捂紧了口袋里的手机。手机屏一个月前就摔裂了，一直想着去换，拖到现在，如果拿出来当众示人，真是有点不体面。
瘦子见状，脸上竟然有了点笑意，他好像息事宁人地说，这样吧，你给我看一下你的健康码吧。
我惊奇地说，健康码，现在还有健康码吗？
瘦子颌首微笑，说，当然有，凡是存在过的都不会消失。
我瞅见胖子警察又频频点起头来。不过这一次我似乎也非常同意瘦子警察的话，仿佛受了传染似的，也跟着点了下头。
瘦子向我伸出手来，我不自觉地就把手机掏出来递给了他。不过，他很客气地只是用手托住了我的手机，手机的另一端还在我手里，他假装没有看到显示屏上的几道裂纹，只是认真地指导我一步一步从手机上调出已经下线的健康码，我不知道它竟然还藏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当健康码出现的瞬间，我竟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甚至有点感激地看向瘦子警察——健康码是绿的。
胖子忽然笑了，转瞬即逝的一丝笑，好像是为他的同行骄傲，也为我欣慰，我注意到了，我也冲他咧了一下嘴角。我觉得瘦子真是一个处理事情的高手，检查健康码一下子就缓和了我们的关系，我真想请他们到家里喝茶聊天呢。我那个学生肯定有很多工作上的趣事告诉我吧。
可是不对呀，老张还在警车里呢。老张也会有兴趣听他们讲讲基层工作的故事吧，文化馆搞创作不就是需要这些经验吗？现在把自己搞到了警车里，一个美好的傍晚没有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去照看一下老张。但是当我动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两个警察已经站在门口了，好像在欣赏院子里的花，但是总能无意间堵住我的出路。我只好踮起脚尖往外看。警灯一直在那里旋转着，红色和蓝色旋成一个光圈，好像随时要带着警车飞起来。
一时之间，我觉得是不是该豁出去了。恰好，这时候，两个警察手拉起了手，意思仿佛是你过来闯啊，闯过去你就赢了，闯不过去，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这可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如果我闯开了他们的防线，按游戏规则我就可以带回一个人。带谁呢？我开始想入非非——我竟然想的是带回那个瘦子警察，而不是我的学生。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我的学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我。我犯迷糊了，不知道他期待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很荣幸跟老师一起做游戏，还是很高兴完全可以战胜老师了，抑或是他现在有能力给老师网开一面故意让老师闯关成功？甚或是通过游戏的方式与老师站在一边？我暗暗地运气，拳头不知不觉攥紧了，不过慢慢又松开了，玩这个游戏我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由于身材细瘦，每次都闯不开对方的拉手，被对方收留下来。如果这次又是重蹈覆辙，老张会不会认为我是故意输给对方的啊。输给对方并不要紧——这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被老张误会，那就是致命的了。不行，我不能中这个圈套。我开始故意转移目光，在院子里四处看，然后瞟到了老张种的那几大丛朱顶红，一种被我深恶痛绝的石蒜科植物，它们在南方的入冬时分掉光了土壤之上的所有叶片，在来年的春天，一个个花苞率先从土里嘟嘟囔囔拱出来，披挂着白色薄霜，裂开、盛放，光明正大又极其猥琐。现在，它们在院子里开出了一大片橙红色的花，鲜艳欲滴，花瓣狭长，毫不掩饰地张开，张开，张到向外卷曲起来。
我指着这些朱顶红，对他们说，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是不是因为这些花太色情？我向来以为，花朵越大，其色应以趋纯为上，这个花色非纯正朱砂红，偏偏勾兑了明黄，像蒸发了大量水分的浓缩芬达一样的橙红，你们说是不是尤为香艳？
瘦子看着我，对这些言论仿佛司空见惯，我的胖子学生也不再面有表情。
我继续疯狂输出，因为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种花便成为伤风败俗的事情了。老张那个男人，口口声声说爱我，倒弄了一院子其他物种的生殖器官，算通奸罪吗？你们是因为这个抓他吗？
胖子转过脸去，好像听到了不该听的什么话。瘦子确实更老道，一如既往地平静，他说，朱老师，我们理解，清官难断家务事，只是您既然报了警，按程序我们就得出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