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爽朗地说，没问题，我负责开导他。
我压低声音说，馆长，老张被警察抓了。
馆长说，啊，抓现行了？
我说，现行？什么现行？
馆长说，在哪里抓到的？
我说，书房。
我听到馆长尖利地叫了一声，书房？
我说，对，书房。
馆长说，我就知道——
我说，您知道什么？
馆长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您能想想办法捞人吗？
馆长说，我很愿意帮忙，可惜有心无力，我已经退休了。
我说，不会吧，馆长不是今天还在上班吗？老张下班回来，还提起您在大会上的精彩发言呢。
馆长说，哪里哪里，老张过奖了。
他在电话里突然开心地笑了，声如洪钟。他说，小朱，我那段针对文艺创作的发言确实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我们文艺工作者啊，在搞文艺创作时，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供新的有限经验，而非提供普遍经验。当我们提供独特的个人化视角时，常常忘记了独特性就是有限性，就是在自我上施加各种限制。这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文艺工作者不是万能的，如同我们想去书写的任何对象，同样也不是空洞庞杂的，我们搞创作的时候，要尽力对抗普遍经验的普遍性，要对过去积累起来的陈旧的有限性有充分认识，进而力求在认知上不设限，上穷碧落下黄泉，广阔天地任遨游，走出小楼扎进人群，从一花一木里表达宏观世界的普遍性。我一直跟文艺家们讲啊，知道我们处在什么群体中，知道我们周围有什么，才能彻底自信地去解决什么……
嗯嗯，嗯，呵呵，对的，是的。我说。我看到瘦子和胖子在院里踱步，不时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租客家的男人和女人已经进屋了。我打断馆长说，馆长讲得太好了……您什么时候退的？
馆长说，就是现在啊。
我说，现在？
馆长说，对。
不行，我得稳住他，这种关键的时刻他怎么能退休呢。我说，您退了，文化馆的业务怎么开展啊，文化馆有今天可是您一点一滴地建设起来的。
馆长的声音突然变得苍老起来，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馆长的声音越来越轻，我把手机拼命往耳朵上贴，却越来越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我说，馆长，您在说什么？我的声音大得惊人，把两个警察惊得往后闪了闪身子。
终于手机里又传来了馆长的声音，馆长说，如果你有时间，我跟你讲一个古贤人的故事，那个人叫陈婴……
就是一个节目，我说，我们都是在扮演，您只要——我说，我看着瘦子警察，我突然不清楚所谓“场外求援”是求个什么，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问题啊。
瘦子警察嘴唇蠕动着，好像明白我想问的问题，但是怕声音传到手机里，在用唇语跟我说着什么。我模仿着他嘴唇的样子，想猜出他说的话，结果手机里响起了电话挂断的忙音。
瘦子的唇语突然有了声音，好像有点高兴地说，场外求援失败！
我耸了耸肩膀，两手还一摊，尽量做得优雅得体。我甚至还笑了一下，好像在说，后面的节目该怎么演呢？
看到我笑，他们两个倒是被“整不会”了，互相看了一眼，不知不觉拉起了手，好像害怕我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但是好像又想引诱我跟他们继续玩闯关的游戏，还冲我点头，似乎在说，不要难过，你还有一次机会。
我郑重地冲他们摇摇头。
朱老师，人的一生中，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很少的。我听见胖子突然对我说，不，是对我喊，好像我睡着了似的。
这句话似曾相识，明明就是我在他们班的一次班会上说的话。那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十八岁的他们讲的话，我们彼此都还来不及懂得什么，就说出和接受了这样草率的话。你，什么意思？我问。
没有什么意思，朱老师，刚巧听到你打电话，你瞧，对方声音太响亮，夜晚又那么宁静，他说。
我看着他，站在凌霄架下。凌霄已经枝繁叶茂，但还没长花朵。他那双眼睛在警帽的阴影里眨动，没有其他表示。难道我在期待应该有什么表示？或者他只是在就事论事。我难以确定他有没有像我认出他一样地认出我来，这更叫我松了口气。
我想起来了，最后的机会应该是保释。我虽然是教语文的，但律政剧看得够多。我对他说，要多少钱才可以保释老张？我现在身边没有现金，但我是有一些钱的，只不过——我犹疑了一下——套在股市里，我可以割肉出来。说到割肉，我的胃不禁抽搐了一下。
哈，朱老师，您终于承认自己也被股市套牢了。胖子突然兴奋地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