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外，自命为“文明”者，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负，睥睨野蛮。中国自古信奉“和合”文化，无论是真正地占据世界文明的高地，还是虚幻地意淫自己为天下之主，骄傲之外，倒也满足并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但有些过于自负的文明，往往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视为野蛮者，就得不到文明的同等待遇，甚至不被视为“人”。
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非洲摩尔人的商船，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
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看作“人”？他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舷舱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用最动听的语言哀求饶命，最后下令开炮轰击，把熊熊燃烧的船沉入海底。
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这就是答案：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制造奥斯维辛；衣冠楚楚的绅士，转眼能变成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文明”对所谓“野蛮”所干的事情！
有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换句话说，野蛮不可怕，就怕野蛮加了文明的包装。就像一个笑话：记者采访一个从哈佛大学深造结束即将回国的食人族酋长：“你回去还吃人肉吗？”酋长说：“当然吃啊！”记者大惊：“那你上哈佛不是白上了吗？”酋长不满意了：“谁说白上了？我现在会用刀叉吃人肉了……”
历史不是笑话。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着的《日本帝国衰亡史》中，这么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任何一国军队的军人在外国的国土上失去控制后做出他们在国内绝不敢犯的野蛮行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无法说明日军暴行的规模和严重的程度。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日本是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这种“教训”并不需要文明层面上的交流，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他们甚至带着道德优越感来进行这种武力征服，他们认为征服中国之后，中国人才会听日本人的话，进而接受高素质民族的改造。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即使在今天，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瞬间也可能摇身一变为斯文败类，暴露其最野蛮的一面，更遑论一般人了。文明之中的野蛮，就像一个再健康不过的人，体内也都有原癌基因，如何抑制其不恶化为癌细胞、恶性肿瘤，是医学上至今未解的一大难题。
如何抑制内心的野蛮冲动？如何抑制、剔除文明中的野蛮基因？这是当前一个更大更无解的难题。
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会不断摒除野蛮，走向文明，因为绝大多数人向往文明，文明意味着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全感，而野蛮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妄图用恐惧让多数人变为奴隶。人类历史正是因为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保护而顽强延续到今天的，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对文明而言，野蛮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存在着恶化的风险。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还有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野蛮，人类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文明内部野蛮因子的有效遏制。
还有人乐观地说，古代野蛮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被文明民族征服，最终实现同化，走向文明。
是的，历史确实如此，但那是历史，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们要努力不重复陷入那样的历史，被野蛮打脸、唾面、蹂躏，徒劳地寄希望于时间与来世。那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痛，一下一下，告诉我们，痛，剧痛，极痛，我们不能再被野蛮——外部的与自身的野蛮——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