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文明的处决方式出现在片尾——死刑的执行：“请核对身份。”“请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请问需要麻醉吗？”如果说冲击力的话，死刑执行的冲击力丝毫不逊于除恶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斗狠好勇。
当法律在处决陈桂林剥夺他生命的时候，是把他当做人；而最关键之处在于，此刻他也获得了救赎，回归了人性。但是，那些私刑场面，爽的感觉也许来自我们的野蛮一面，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个无足轻重、可以被轻轻抹去的符号。
没有人愿意被当成肉类一样处置，或者只是增添的数字“又杀了一个”——就像电影里灵修堂屠杀所呈现的那样，血淋淋的，轻飘飘的。私刑带来快感，但这快感就像服毒一样，最后侵蚀的是行刑者的灵魂。
换句话说，执行私刑，即便以正义的名义，即便你认为这些人不值得拯救，你就有权处置他人的生命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你没有”，没有人有权擅自处置他人生命。这就是罪，不论以什么名义剥夺他人生命。在文明的社会里，唯有死刑具有正当性。因此，电影在片尾实现了反转，以文明的方式行刑。
死刑的第一正当性来源于报应思想，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以陈桂林为例，他为什么该受死刑？因为报应。我们从小就听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落空，不得不用“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来安慰自己。
报应思想的最佳实践场所在哪里呢？在刑法里，尤其是在死刑判决里。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同态复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所以，死刑本身确实能够体现复仇的快感，也被犯罪学者比喻为现代人集体杀戮欲的体现。
死刑的第二正当性来源于功利主义。
在这种思想下，死刑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恶，除非能够证明施加这种恶的结果可能会好于不施加的结果，否则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当我们说“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功利主义算账是算未来的账。
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比如陈桂林，在报应论看来，他的死刑恰如其分，因为他过去做的事需要负责；在预防论看来，也许死缓加限制减刑也足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因为他活着也丧失了继续犯罪的可能，同时他服刑本身以及他的真心悔罪也是对潜在犯罪的一种震慑。
回到电影《周处除三害》，我们讨论罪与罚，讨论救赎，其实就是要回答社会应如何对待那些有罪的人？这正是司法伦理的核心内容。
一个社会对自己的公民使用暴力的时候，背后有什么样的道德考虑，这些道德上的考虑是否充分合理，体现了文明的程度。
救赎之路：去爱，去相信
看《周处除三害》的时候，联想到最近被执行死刑的几个死刑犯。有人说如释重负，有人说大快人心，也有人说五味杂陈。因此，电影对于犯罪和死刑的刻画恰逢其时，让我们对于“罪与罚”的话题有了更明确的指向。
在电影里，我们觉得应该对人性的良善抱有期望。但回到手上的凶杀案卷，比如吴谢宇或者劳荣枝，又会隔空冷笑：农夫同情蛇，谁来同情农夫呢？
一个都不能原谅？！抑或是我们没有资格原谅？那么做错事的人或者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罪人，他们应当如何获得救赎呢？他们该向谁求得原谅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是从一起杀人行凶开始的，以救赎和复活结束。小说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深渊，人人都在艰难抉择，在善恶之间备受煎熬。黑暗中，唯有爱是一切的救赎。
《周处除三害》也有同样的设定，柔弱的程小美就是陈桂林最后的救赎，他杀死香港仔之后，冒险回来救下小美。当他听到小美妈妈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男人的奴隶变成另一个男人的奴隶之后，把车留给了小美，“你现在自由了”。而他们用刮胡子相识，又用刮胡子告别；这个世界还有爱他的人，他的人性部分就复活了。也正因为这种心态的变化，他才能真诚悔罪，诚实地面对惩罚。
这种美好和转变可能会因为太单薄而被嘲笑，就像大家也嘲笑美剧《冰血暴》第五季的结尾。多萝西对食罪者说：“他们让我们吞下这些罪恶，好像这是我们的错。但你想知道治疗方法吗？”她说，“你必须吃一些充满喜悦和爱的东西，”她举起一块饼干，“然后被原谅。”它的主题同样是，只有爱能够救赎一切罪恶。
而在我们愤世嫉俗的话语里，这种升华被视为圣母心，爱既虚弱又无力，能够拯救什么？
人性固然软弱，又经不起诱惑，但即便有成千上万次黑暗法则的灵验，只要有一次人性的超越，只要有一次人性的光辉，那就足以发出耀眼的光芒，人就值得被拯救。所以，罗新老师评点说，人性有超越的一面，因而也就有足够的潜力。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去相信啊。
虽然《周处除三害》是一部充斥着暴力、伤害和死亡的电影，但把它们升华为文明和价值的，赋予它们意义的，是故事的另一面。
看电影的时候，也许你发现自己对于死亡是漠视的，对于暴力是天然亲近的，你是在故事里享受着杀戮快感的，确实如此，因为万物都注定趋于混乱的熵增。但是，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具有抵抗自身熵增的能力。去爱，去相信，这就是本片给人希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