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声音一大，二楼、三楼都听得见，每层楼都有代表为自己辩解。我看见刘阿姨从三楼下来站在人群中急着和大家解释：不系我们啦！她说话尾音拖得很长：我们系有个窝啦，是个电窝，但不系那种电窝，系我香港亲戚寄给我的窝啦！
大家也没听明白，被她绕得一头雾水，老何来了精神反问小何：什么是实事求是？不然你亲自去看看。刘阿姨还在不停地解释：不信去我家看看啦！煲饭用咯窝，香港叫电饭煲，电饭煲啦！大家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现在家喻户晓的东西，那年头还真是谁也没听说过。
大家继续讨论这个香港来的电饭锅算不算电炉，答案是当然算电炉。我敢说这应该是这个城市第一个电饭煲，它竟然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80年代的宜昌人喜欢喝三游春。过年时，小何送了一瓶三游春酒给爸爸，都还没来得及喝，他老家来了亲戚，又找我妈借了回去。
也是这年的夏天，孩子们放暑假了，大家喜欢聚集在一楼大门的通道里乘凉。通道里有穿堂风，老人家会搬个躺椅坐在过道里。快到中午的时候，姚副团长穿着整齐的军装，腰里扎着皮带，皮带上面别着一把手枪走过来，旁边跟着物资股的张股长。前几天我就听我妈说过，张股长多次不听姚副团长的指挥，姚副团长要崩了他。姚副团长工作能力强脾气也大，看这个架势今天怕是真的要崩了他。他们刚走过，爸爸就紧随其后走进来了。爸爸平时在武汉工地，应该是为处理这事赶回来的。
我们虽然是部队长大的孩子，平时也很少看到手枪，一下子被吸引了。一帮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我走在前面，爸爸回头用眼神警告我，我装着没看见。“回去。”他温和开口，我不理他。“回不回去？”他加重语气。大家都不走，凭什么我一个人走？僵持了一下，爸爸生气地踢了我一脚。爸爸一直是个温润的人，很有耐心，循循善诱，这是他唯一一次打我。
别枪事件影响很大，大家议论了好久。
爸爸平时在家的时候不多，一回到家，家里就会聚集很多人，我很少有机会和他讲话。我小时候最骄傲的事就是小战士在门口喊：报告！我就回答“进来”，然后和进来的小战士做个鬼脸。
六、
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1983年大裁军，爸爸率先被调往青藏公路指挥部，805团一分为四，青藏公路、新疆独库、深圳特区、宜昌七局。大楼里的家庭秋风扫落叶般，瞬间就消散了。
二姐也被特招入伍，非征兵时节，一个人带着行李独行千里去往青海戈壁深处找爸爸。我们和妈妈留在人去楼空的杨岔路，等待地方政府安置。那时我14岁，不知生活围墙为何瞬间坍塌，情绪像一座孤岛。
2012年，宜昌和深圳两地大院孩子相约回到东北，我大姐的同学永刚哥接待我们，酒后他感慨地说：1983年，部队一夜之间开往深圳啊，全走光了，咱们住的楼道一下就空了，推开门就剩一两家炉子还烧着，那份凄凉啊……
永刚哥讲的是东北团集体迁往深圳的故事。只有亲身经历了这种人生变故的人才明白，那种无以言表的无助和落寞。
改革大潮下的普通家庭是一叶小舟，而那时我们正好在变革的风口浪尖上，面对精神世界的巨大转变。几十年后我和二姐在万达影院陪妈妈看电影《芳华》，听到片尾曲《绒花》音乐背景下的画外音：“芳华已逝，面目全非……”坐在角落的我们早已泪流满面。
我们突然间失去了昔日的成长环境，妈妈最终决定不回四川，留在宜昌。少年的我有了人生最切实际的理想：长大后一定会离开宜昌，离开杨岔路，带着全家去想去的地方。
80年代有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有一段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二十年后。
爸爸转业到宜昌市伍家岗区政府，1996年退休，他的人生格言是：“要乐观。”只三个字，哪里道得尽他人生的艰辛，他只是把积极的一面留给了我们。
姚副团长转业分在宜昌市公安局任副局长，他本人拒绝再次穿上“绿皮皮”，要求到企业，后历经企业改制，退休待遇不及军干所战友的三分之一仍无怨无悔。2015年海南战友近百人回到宜昌，联谊会上姚副团长压轴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硬是把高亢热烈的曲风唱得荡气回肠。
吴副团长转业到宜昌树脂厂任副厂长，他夫人是个山东的阿姨，我一直记得他家香喷喷的煎饼。
张副政委离休后留在北山坡军干所。
小何因为大裁军需要部分留守善后的，就一直留在了部队。
小朱司务长转业回了浙江，时代机遇加上努力打拼，成了余姚市知名企业家。
裴叔叔的儿子裴天真地考上了洛阳解放军军事学院，一直在部队服役。
赵排长娶了王婆婆的女儿，转业宜昌政府接待处，一家人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