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盐再换成粮，是不是？”
他“啊”一声，抬了一下头，眼睁得大了一点儿，陷入回忆里。
“是。”
“是不是再卖粮？多赚点钱？”
“不是。”
“那做什么？”我追问，“你图个什么？”
他不假思索，好像不聋了。
“图不来什么，拉回咱们老家，能赶上很多用处……”
父亲的青春期，有点像早枯的榆钱，黄瑟瑟的，在不为人知中流落了。结婚的日子，还不在村里的他，陪着隐约有过义勇军经历的他爷爷，偷偷“避难”。母亲从隔着一条小河的庙梁，在外爷的护送下，骑一匹青马过来，拿着红凤凰飞舞的陪嫁包袱，从滚烫的乡俗中，抱了一下红公鸡，就走入了另一番生活。
“我妈来到咱们家，当时还没有你这个新郎，你是啥时候回到咱村的？”
“一年以后吧。”他看着我，耳朵突然聪敏起来了。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流泪，那一次，他按住了眼睛，久久没有放开。他一定是想起了母亲，想起随风而逝在桃树山长眠的母亲，永远有说不出的内疚。
“回来人家再追查来没有？”
“没有，你老爷在庙会上被人认出，他挣扎着拧过头嘱咐：‘你回老家吧，我老了，就当成我死了，你们不要牵挂……他不能走长路，我向邻里借了骡车，颠簸在小路上。他接着坐了汽车，被人押解到延宁。人家也不会追查我，我一个侯小小，再没有离开咱村，跟着你爷爷种地。”
“我爷爷种地行吗？”
他又“啊”了两声。
我跟着他“啊”了两声。他的耳朵灵动起来了。
“行了，可有苦水（陕北方言，指喜欢劳动，能吃苦）了。”
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家族往事如洪流，我的心窝里，铭刻着父亲多年前，心绪难平的倾吐，泪水快要把余音淹没了，夜凉凉的。
“你爷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人家说了，义勇军后来并入八路军，一起抗日了。”
“你爷爷回来，和你们种地了吗？”
“也没咋种，’轰隆隆，枪炮声过来，头也不回，他就跟了八路军，连个招呼也没喔！”
“老木船那么多，那他啥时过来黄河的？”
“唉！没过来。”
“没过来，再没有见面，也一直没有音信。”
“那么多人牺牲了，他一定也是在山西的热土上。”
“在、在、在……”
“现在信息灵通了，可以找啦。”
“你们想办法找吧。”
“找，这是个大事情。”
“你老娘（陕北人的称呼，指曾祖母）现在还是孤墓，下葬时，我们给捏了一个糕人，放在了她的身东。”
“噢、噢、噢！”我的头皮，一下就发紧了。
“乡亲给了点黍糜子，才往大捏了一点儿。”
“啊！”我不敢想象，眼泪快要出来了。
“你们想办法，把他找回来，和你老娘安葬了。”父亲的头是低着的，又补了一句，“如果沤得没有了，就在那里掬一些土吧。”就再不说话了，胳膊搭在膝盖上，头一低再低，快要夹在两腿间。
我知道父亲一直眷念着他的爷爷，眷念着这个革命者。但他在我们面前，很少说到他的父亲。他的心中一定是有英雄情结的，可惜没有更多地走出去。在家庭的际遇和不堪里，他因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牢靠地嵌入了生龙活虎的村庄。
哥哥添着水，那碗，一个一个，都闪着瓷哗哗的颜貌。他看着太阳，似乎要寻找他们刚才相视过的方位。
在那个年代，父亲算见过世面的人。他在村里从来闲不下来，总把农时攥得紧紧的，握着头，“咯嘟嘟”响。当生产队队长，从不用高音喇叭传话，他善于团结群众，父老乡亲都是跟着他走的。他身上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从家里到井沟的辣椒园，从饲养室到峁梁上的庄稼地，从小路到大路，从大路绕回小路，一整天，他好像在追赶着什么。从春到冬，奔跑的节令，小河般流淌，而他如源头，喷涌的是滚热的乡情，敞开衣衫，是那样诚挚和鲜活。
柠条、柠条，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漫山遍野的。它仿佛乡下人的守护神，春天里，开一坡一坡的黄花，从嫩黄到蛋黄，把严冬里沉睡的陕北高原一下就点燃了，再悄悄为夏天谢了幕。风中摇曳的“果实”，灰褐色地展现着，那是大自然对庄稼人的馈赠。
我曾跟着父亲捋柠条籽，一枝一枝的，一枝挤着一枝，嬉戏似的，满身的小褐刺，像防御入侵者，装备逼人，那么尖刻，那么扎人，但他从不戴手套，速度是惊人的，一棵棵柠条，“呼噜噜”的，在他面前变得精瘦下来。我想，他满是老茧的双手，一定藏着很多坚硬的时光。而我“全副武装”，戴着双层手套，裹得也算严实，还是缩手缩脚。借着暮色回家，背着自己拿不出手的“战果”，跟在父亲的身后，“咯噔咯噔”的，有一种愧意总是涌上心头。
“你那时卖了多少钱？”
他向我凑过来，头抬得更高了一点儿，我一遍遍地问。他听清后，鼓了鼓肚子，拍了拍胸脯，额头向着老天。
“噢！没有卖过！”
“那做什么了？”我惊奇地问，“要那么多干什么呢？”
他没有听懂，手按在我大腿上，抬高臀部，看着他要站，我立刻搀扶起他。
有风吹过来，像扩音，我的音量更大了。
“有生产队了。”
“生产队做什么？”
“归公。”
“归公做什么？”我的问话，跟得紧紧的。
他捏住领口的扣子，不住气地点头。我感觉他是听懂了。
“买牲口。”
“牲口有了嘛，要那么多干啥？”
“牙口老了，要买壮一点儿的了。”
“太壮了，就走不动了，身重的，是不是？”
“是。”
“那还买什么？”
“不能不买啊，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把牛赶到了地头，没几个来回，犁沟里，老得连蹄子也拉不起来，怎么耕地呢？”
“牲口买下了，再做啥呀？”
“再种柠条，种、种、种，满村满村的，满山满山的。”说着，他还指着对面的高坡，指着他用柠条编的一个个筐子。
“你为啥不卖一些呢？放着有啥用？”
“啊——啊——”他的语气更强烈了，直通通地看着我。
“有用，有用，我是队长，公社的奖状贴在家里，你说，怎么好意思卖呢？”
“噢。”
“那时候普遍穷，都也没什么……”他的微笑，像在水瓢里晃动着，一小圈一小圈扩大，又飞毛腿般，都长进柠条花里。
“都也没什么，没什么……”我又想起他的话。
贫穷是乡下人生命的原色，而且化作身体里一种不同凡俗的基因。我们弟兄，大概是因了这个渊源，才有着父亲那种黄牛般的韧劲儿。
银圆跳上又跳下，把乡俗蹦出了很远，似有“呜哇”的唢呐声，沾在温热的手心，我愈发感到了它的分量。云彩慢慢地溜走，仿佛羞涩，不敢再回头。亮闪闪的银圆，我不再捏了，是按着的，按了又按，按出父亲像手扶拖拉机爬坡昂头时“突突突”的中年。包产到户，队里的马牛羊们，都充满了激情，峁峁拍手似的哇哇笑出声来，沟沟露出柔波，人们洋洋的喜气，因了春风吹过的花草，都充溢在乡间土路上。
父亲还是有眼界的，那时的小学院墙上，并没有“努力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的劝学标语，但他总富有耐心，让我们弟兄跻身学堂。有没有出路，到底能念成怎么样，谁也说不上，他只说要尽心，跟上时代的步伐，再怎么也不能当落伍的人，挨打受气的。
我读高中，父亲进城来，竟把牛车赶到了校园。正上英语课，门开了一条缝，慢慢地，挤进了一个脑袋，同学们都在齐刷刷地看着他。不好意思，他在缩身中低低地叫了一声：“六儿，我给你送粮来了。”并轻轻地闭上门。
“大（陕北人的称呼，指父亲），你怎么进来的？没有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