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就得从头说起。
村子上本来是有接生婆的，姓汪，大名汪良桂，在家排行老四，人们习惯称她汪四娘。汪四娘很有名，四乡八邻的谁家有人生产，基本都请她。请她才放心，待她如上宾。当然也有送医院的，那得看主家的钱袋厚薄，或有什么特别情况发生，比如遇到难产，跨不过生死劫了，那是被迫的奢侈。谁愿意被这种大奖砸中脑瓜？一砸就是个大葫芦坑，一家一年半载全白忙，所以躲都躲不及呢，小村更是没有。
来大头出生在春节前的一月，天气已经十分寒冷。那天傍晚汪四娘被大头爹风风火火延进茅屋，净手备盆，单等大头降临人世。等到大头娘的产门宫口打开，大头的小脚胡乱踢蹬着往外探时，汪四娘即刻蒙了。自己接生四十多年，过手百十多个红孩儿，有的长大到连儿媳妇生子都喊自己接生了，何时出过一点差池？何时见过这等阵势？折腾好一会儿，人没出来，倒是见了红，井喷一样，汩汩淌。妈呀，要出人命喽！汪四娘哐当一把扔了水盆剪刀，丢下一句快送公社医院，转身就溜没了踪影。
“什么汪良桂，就是魍魉鬼！”汪四娘的一世英名就此毁于一旦。顺带插一句：汪四娘后来突然淹死了，这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村民们不得而知。她的尸体第三天才被人发现，在冰冷的水里，像只吸足了气的球，圆滚滚的。
庄邻一边骂一边赶紧将大头娘包包扎扎，卸了堂屋门作铺，往拖拉机后斗里一放，连夜突突开进了乡卫生院。进手术室时大头娘眼看着人都快不行了，医生手持柳叶刀问大头爹想保哪个。大头爹早呆成了一截木头，凹陷的眼眶像一口干枯的深井，没有半点儿水星，眼神空洞、愁苦，哪里还能拿什么主意？他只顾蹲地挠头，抬头直呆呆地盯着队长。
“能保都保，实在不行，就保大！藤儿在就不怕结不了瓜！”
队长把手一挥，心一横，做出决定。众乡邻的脸倏地一薄，又一紧，似乎与他冷冰的手势紧紧凝在了一起。他们齐刷刷围过来，从棉服兜里翻找，摸索出铅角、纸币塞在来大头爹的手上，几个庄稼大汉都撸袖预备着，让医生随时抽血救人。总算老天开眼，大头平安落地，大头娘也硬是被村人从鬼门关里拽回了人世。
天放亮的时候，外面开始飘起雪花，细细斜斜，雪也不坚持，落地便无影。路两旁的树枝绿叶粘雪，半边白，半边湿黑湿黑。风含着雪和尘土，不肯用力地落下，慢慢浸在薄薄的泥泞里。
这样一个暮冬的清晨，在雪临人间的静静的时光中，一切终于停了下来，无声无息，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乡邻们都松了一口气。
3
大头九岁时才进学堂，可一连念了三年都没多少长进，比如语文老师教同学念“父亲”，他总是念得磕磕巴巴，说不周全，发出声的还是一个“嗲”字。这也没错，“嗲”字复念“嗲嗲”，就是爸爸。在我们这旮旯儿，不管多老多小，称呼自己的父亲都这么叫，“嗲嗲”或单字“嗲”。儿子问父亲，你嗲哪块去了？这是问他爷爷去哪儿了。父亲答，我嗲去看他嗲嗲了。就是儿子的爷爷去看他的祖爷爷了。乡邻偶尔听见有谁从嘴里喊出“爸爸”来，反而会感觉突兀，生分，还矫情。尤其声母发得过轻，b念成了p，叫出来就像“怕怕”或“粑粑”，听着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还让人产生一种不太舒服的联想，所以谁喊谁就会被孤立，排斥，讥笑，遭白眼，不得已只好改口，要么就夹住尾巴，闭嘴。
一晃已经第三个年头了，大头还在一年级的人字窝棚教室里坐着。开学后的前几天，课堂上的来大头念得快，写得准。半月后，他就像突然瘪了气的皮球，问啥啥不懂，做啥啥不会，直接断了片，续不起来了。尤其算术，老师问，来富贵，你站起来回答，一加八等于几？那时的老师好多不是当地人，也不知这位老师来自哪里，他发出的音是“爷”和“爸”的上声音，而不是普通话里的阴声。这就难倒了来大头。
“那……”大头愣在那里，搔着头皮，茫然的瞳孔里没有任何精神指向的光泽，好久才蹦出一句，“那……要知道我爷和我‘嗲是多少才……才好算。”
啧啧！这回答多么机智！多么幽默！多么漂亮！简直帅呆酷毙。但这些好词儿似乎天生与来大头不沾边。短暂的沉默之后，课堂里爆发出一阵山洪决堤般的哄笑。人的脑袋天生有大小，禀赋各不相同。大头头大如斗，但脑容量不见得就厚实。而且退一步说，就是够大够满，也未见得脑回路够复杂，脑沟子够深。很多时候，努力与天赋相比，常常惨不忍睹。强摁牛头不喝水，强摁鸡头不吃米，更何况这是实打实的灌墨水。人一喝就呛，能咋办？实在太无奈，老师找了个理由，把来大头牵到队长面前搪塞，来富贵他这张脸太熟了，不如让他回家吧？队长知道意思，也无奈，就找来大头爹娘，“让大头去帮衬刘爷给村里吆鹅放鸭行不行？也能挣些工分贴补家用。”大头爹娘也不笨，明白队长心思，自然也清楚大头状况，晚上就跟大头商量了，说，“富贵啊，咱家祖坟还没长出那棵松来，念到啥时你也改不了那个味，咱不念书了，咱放鹅放鸭，那家伙，嘎嘎叫的，好听哦。”大头娘给大头学了几声鸭叫鹅叫。来大头一听觉得好玩，便弃了书包，每天天不亮便起床跟着刘爷下了地，双手横提了扎红布头的竹竿浮在鹅群里，被众星捧月般地挤推着走，高兴得不行。
但时间一长，就有个别社员看不惯了，说牢骚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