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哥那消息听得马马虎虎，人家说的专家来做手术，是免费的，害得我爸把家里的羊已经全卖了。我妈知道后又是一阵抱怨，但知道不用我们出钱，她很快就喜笑颜开了。
那时候流行放电影，一个大屏幕在一个园子里挂起来，门口有人守着收票。我哥就是放电影的人，他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取了片子在村里放映，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看。每张票两毛钱，电影票也只是自己几个合伙的用不同颜色的纸上面盖了戳，裁成小小的长方形小块，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就是蓝色的，那样可以防止别人作弊看电影。我每天都帮他们数钱，那些夜晚月亮都似乎更明亮，我哥赚得的每一张一角两角或五角的纸币都带着光，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也卖灭蝇纸，像旧报纸一样的灭蝇纸，上面印着一只大大的苍蝇，夏天很受农村人的欢迎，巴掌大的一小块，用水喷湿了放在碟子里，苍蝇就会飞过去，最终被粘在上面。他还卖过毛毯，其实里面没一点毛，全是腈纶做的，铺好多年都不坏。总之，我哥五花八门的各种小生意都做，之后，他用之前赚来的钱买了一辆三轮车。
夏天很快就结束了，秋天适时到来。我哥又开始卖柿子，他从外地拉回一车柿子。等到家的时候才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都被颠簸软了，他把最软的破了口子的挑出来让我吃，那些天我天天吃柿子，才发现柿子好吃但难消化。直到我看见柿子就害怕，甚至开始躲着我哥。最后，他把那些坏了的柿子只有全部倒掉。所以，他赚来的一部分钱又赔在软柿子上。那天我哥拿了茶叶去看我三叔，见我三叔软乎乎地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自从我三叔的眼睛好了，他倒不敢轻易出门了，他说，走路总是轻一脚重一脚的，不稳，自己都怕摔着。他的黑色陶罐已经换成了两个铁皮桶，银色闪亮。三叔总是天黑了才去挑水，他说，他还是习惯以前的生活。
人一旦习惯了某种生活模式，就很难再适应另一种。
我哥说，我要去外地打工。我们不能被同一种模式捆绑一生。他和刘小琴明目张胆地开始约会，他们一起手牵着手在村外的小路上走过几次后，我哥去了南方。
初中毕业时，我妈让我考师范，说那样就能尽快有个“铁饭碗”，吃上公家的饭。我却坚持要考县里最好的高中，我想上大学。我妈说，你们现在长大了，一个个我都管不了了。感觉她比一只羊找不到草吃还难过。
邻村的一家男人干活时不小心触电死了，留下孤儿寡母，我爸听了后顾不得人家悲伤，三个月后就找人为我三叔上门提亲。没想到事情竟然成了！真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三叔穿着新褂子迎娶了寡妇我三婶，一个脸上有三颗麻子的女人，皮肤有点黑，好在身体还算结实。我妈说，有力气，能干活，看模样还能生个一男半女的，这一家子总算全乎了。娶我三婶的彩礼正是我家之前的九只羊卖的钱，我爸又偷偷给我三叔了。我妈知道后又和我爸吵了一架。
我们的情况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顺利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那年腊月，我哥回来了。他似乎真赚钱了，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东西，给我妈买了褐色的呢子大衣，给我爸买了台双卡录音机，给我的是一个红色的随身听，他甚至给三叔家的小孩也买了电子手表。我哥说，他想正月里先把亲事定下来，年底回来就能把彩礼和结婚的钱都挣够了，明年再办喜事。我们都不知道我哥在外面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只说能挣钱就行。
我们镇上有个地毯厂，刘小琴去了那里做工人。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的路上，看到她烫了头发，好像顶着一头羊毛，其实比羊毛卷还难看，再难看的羊都感觉它们的身子是轻巧的，而烫了一头卷发的刘小琴显得格外笨拙，人本来就胖，现在又高又胖还穿个高跟鞋，说不出来的难看。我真奇怪了，我哥怎么会看上那样的人。有一次在县城的大街上，我竟然碰见她和一个男的，手牵着手逛，听说那人是地毯厂的副厂长，镇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当初她和我哥也是，手牵着手一起走过路的。她的身边突然换成了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我为我哥感到悲哀。我给我哥写了信，但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那段时间我爸妈总是窃窃私语，神情奇奇怪怪的。我以为他们知道了刘小琴的事，没想到村里很快传出了话，说我哥在外面“卷铅笔”行骗被抓了。当时有一种骗钱的游戏，叫“卷铅笔”，具体我不知道怎么个玩法，据说只要他们每次瞅准的人，都能得手，我哥就是因为那个被抓的。
我能感觉到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像软刀子。我妈一下子病倒了。她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真是造孽啊！我认为我哥就是太聪明了，而且是自以为绝顶聪明的那种人。他的身体里有另外一个自己，有时候他无法把控。后来我也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有分裂的人格，但大多数人都能压住那个邪恶的自己。我哥是属于最终失败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