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下了班，元凤站在厨房里看着菜园。没有胃口，她此刻更关心的是，后面的日记写了什么。她想翻下去一口气读完，又觉得不该这么做，正在犹豫着，有人按门铃，是韩姐。她提了两只塑料袋，不经邀请就坐到沙发上，从一只袋子里拿出鸭头鸭肠，从另一只袋子里拎出啤酒，摊了一茶几，她本人明显是喝过了，舌头有些不听使唤。“他们都在我家，女儿，女婿。喝着呢，吵起来了。”瓶嘴在茶几上一磕，元凤来不及阻止。韩姐连磕两瓶，瓶盖滚落，又递给元凤一瓶，元凤勉强接了。
“你不用回去看看？”元凤说。
“不用。没有不吵的时候。”韩姐说。
“你挺会开酒。”元凤说。
韩姐不说话，她自己吹了一瓶，元凤象征性地抿了抿。韩姐不同意，逼着她喝。
元凤说：“我不能喝酒。”
韩姐说：“我这儿有好东西，你干了我给你。”
元凤说：“什么好东西？”
韩姐头一别：“就你爱搜罗的那些劳什子，垃圾呗。”
元凤没再推辞，不喘气地喝光一瓶，没等韩姐催又主动要她再起一瓶。她忽然急需酒精帮她完成一些事，弄明白一些醒着时明白不了的前因后果。看着韩姐起酒，元凤像看见她死去的丈夫。二十五年了她极少想起他。关于他的回忆全部和酒有关。在一起的每一个晚上他们都像现在这样。他这样起酒，让她也陪着喝；她不喝他便逼她，她如果执意不喝，他便打她。也是这样的黄昏，在这间客厅里，这个茶几上，那时阳台外面的菜园还荒着，酒瓶盖丁零零滚到地上，很快铺了一大片。当他倒在沙发上昏睡过去，她就起来把它们扫掉，收拾桌子，处理伤口。如今回忆起这些陈年旧事，倒是没觉得有多坏，还有一点温馨。
元凤摇摇晃晃地坐在马扎上，韩姐低头啃一只鸭头，白天最后的阳光很亮，她头顶像扣了一只金色的碗。元凤的酒量本来就差，已经醉了，感到有东西从肚子里往外冒，好像自己是一瓶啤酒，被人剧烈晃动之后突然拔掉塞子，酒泡从身体里窜出来。
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让她感到吃惊。那些事连她自己也不记得了，可是她的嘴巴却好像记得很清楚，憋得太久太委屈似的。她先说起小的时候，十岁，或者十三岁，记不清了，过年她和家里人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拜年，后来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走了，只剩下她和一个大爷。他让她坐过来，元凤坐过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让她坐到炕上，元凤很听话。他也坐到炕上，对她笑着，聊着家常，嘴里的酒味很臭，突然按倒她。元凤蒙了，不知道反抗也不知道喊，只觉得疼，流了很多血，大爷怕弄脏被子，给她下面塞了一小卷绷带。后来他老婆回来了，大爷对元凤说，我在炕上睡着半天了，一睁眼你还在这儿，你怎么还不回家？天都黑了。她走出去，院门在身后啪地关上了。刚出门就下雨了，还有雷电，心里很怕，但是走不快。她把那卷绷带弄出来丢进路边的沟里，到家时浑身湿透，他们已经吃完晚饭，姐姐问她死哪儿去了。元凤洗衣服洗了很久，把裤裆都搓烂了，娘打了她两下。第二天上学，她听女同学说，在沟边看见一只癞蛤蟆腿上拖着一条绷带，几个人约元凤放学后一起去看，元凤心神不宁地等了一天，到了那里却什么也没看见，女孩们很失望。那件事她没对任何人说起。几天以后，她才觉察到她的鼻子没那么灵了。她拿这安慰自己，她娘说得没错，凡事总是有好有坏，要往好处想。
她说话的时候，韩姐不吭声也不喝酒，不吃东西，低着头听，眼睛看着一只鸭头空空的脑颅，元凤以为她睡着了，却又听见她叹了一口气。等元凤停下，她又开了酒，两只酒瓶在茶几上方交错着碰一下。元凤想起来狗的事，说：“糖豆你知道吗？”韩姐说：“什么糖豆？人名？”元凤说：“狗。三十一楼死的那个女人，她家的狗叫什么，你知道吗？”韩姐说：“这栋楼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她的眼睛直视元凤，分外明亮，是头脑清醒的那种亮。元凤又一下想起她的丈夫。他喝了酒也是这样，不容易醉，眼睛像个兽类。年轻时的他很英俊。但是她不能生育，他认为上了当，开始是为这个打她，后来打她的理由就各种各样：他说她浑身上下都有一股垃圾味，夏天腐烂的那种；他说涂指甲油的女人都是荡妇，都应该打死。元凤问：“她那条狗是不是叫糖豆？”韩姐没听清，元凤又说了一遍。韩姐说：“你别喝了，舌头都打结了。”元凤说：“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知道到底是谁在写小说吗？我一开始以为是三十一楼那个女人，可是她死了，还有人在写，笔迹不一样，是另一个故事。你不是说这楼里没有你不知道的吗？这个楼里有多少人在写作？”她自以为表达得很清楚，倒是韩姐说的她一句也没弄明白，她和家具在元凤眼前打转，她以为是她丈夫打了她耳光，所以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