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看着我，长久地看着我，然后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从卧室门口走到我身边，把手从外套口袋里抽出来，摸了摸我的头，他说，我说过了，儿子，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完成。
说完，父亲走了出去，推开客厅的门，向远处望了望。然后他走了出去，消失在一片白色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父亲走后，我把那本破旧的笔记本撕成了碎片，然后重新拼凑起来，终于得到了一篇完整的小说，它用第一人称写就，内容是这样的：
往年的冬天没有这么冷，也没有这样大的雪。雪从冬至这天开始下，断断续续，一连下了半个月。
父亲走进我的房间，说，儿子，你在做什么？
我握着一根黄色的铅笔，笔头被我咬得坑坑洼洼。我仰起头看着父亲说，我在写作业，爸爸。
父亲弯下腰，拿起我的作业本，上面被我的手汗染得一片灰黑，我的手总是很爱出汗，直到今天仍是这样。父亲把作业本拿得很近，几乎要贴到脸上，眯起眼睛看上面的字。
父亲说，写得很好。我说，我还没开始写，上面只写了我的名字。父亲说，名字写得很好。我说，老师说我的字写得很丑。父亲说，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尤其是他们对你的判断。我说，老师会让我罚站。父亲说，那你就把他的椅子锯断，让他狠狠地摔一跤。你是木匠的儿子，你要学会用自己的手段报复。
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脸颊两侧不断抽动，虽然很轻微，但他的脸贴得很近，所以我看得很清楚。我甚至闻见他说话时喷出的热气，像我夏天时含着水龙头喝水时的味道，后来我知道那是铁锈味。
父亲伸出手，试图抚摸我细软的头发，但他没有。他收回手，走到我的床边，这时我看清了他的双手。父亲的双手沾满红色的汁液，他拿起我的枕巾，仔细地擦拭它们。他的手指修长但有力，关节处长满了硬实的茧子，那是一个好木匠的标志。
他擦完手，展开枕巾抖了抖，说，儿子，你已经长大了，不该再用这样的枕巾了。我看着上面的卡通狗，眼睛被父亲手上的汁液染成红色，茫然地望着我。我说，是的，从现在开始我长大了，我以后不会再用枕巾了。父亲说，也好，如果你想这样的话。
说完，他把红色的枕巾铺开，认真地叠成一个小方块，郑重地放进右侧口袋。父亲说，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我说，你好像要去很久。父亲把手插进装枕巾的口袋，想了想，说，可能会去很久。我说，这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吗？父亲说，也许是的。我说，我能和你一起去吗？父亲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对着手心哈一口气，搓着自己的脸说，天太冷了，等天气变暖和了再带你去吧。我说，好的，希望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父亲说，你忘了，你刚才就已经长大了。
这是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他转身走出卧室，推开客厅的门，抬头看了看外面，走了出去。
我走到卧室门口，客厅的门开着，父亲忘了关门。我想过去把门关上，但我的双腿开始变得沉重，进而麻木，我逐渐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
我只能站在原地，风刮过我的脸，合上我的眼睛，我努力向门外看，黑夜里没有父亲的身影。
过了也许有二十年那么久，我才从黑夜里恢复知觉。客厅内侧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女人，她满含歉意地看着我，那是一张很熟悉的脸，我却记不起她的样子，只闻见她身上传来的浓重的铁锈味。
我走到女人身边，她的手指冰凉，但还是试图握住我的手，然后断断续续地向我描述了以下场面：
父亲走进镇上唯一的银行，从口袋里掏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水果刀，耐心地展开那块红色的布，把它蒙在脸上，在脑后系了一个死结，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抢劫。
而后三颗子弹穿过父亲的头颅，有一颗打中了他的左耳，我看见他的半只耳朵划出一道弧线，飞到两米外的水泥地面上。我走过去，弯腰捡起那半只血肉模糊的耳朵，我的父亲是梵高，我想。
到这里我的短篇小说已经结束了，必须说明的是，如果这篇小说有手稿，那么它大概率写在一个破旧的作业本上，时间太久，纸页已经发黄发脆，上面曾浸透的红色汁液也早已干涸，颜色变深发黑，像烙铁在罪人身上留下的疤。纸上没有其他任何字迹，只有三个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那是父亲为我取的名字。只要轻轻一碾，脆弱的纸页就会在手指间变成粉末，被窗外的风带走，在空中飘荡许久，最后落在没有尽头的白色里。
我放下铅笔，上面的橡皮和金属圈脱落已久，笔头上布满牙痕。右侧口袋有什么东西顶着我的腰，我伸手去摸，是一块红白相间的布料，包裹着什么东西。我把它拿出来，在桌子上慢慢展开，里面是一把水果刀，距刀尖三厘米处有一个豁口。
就在此刻，一颗红色水滴在地心引力的拉扯下，正在缓慢地爬过这道时间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