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她还是先回了一趟老家。那个生养她、结束她童年的家，也是她用很多个挑灯学习的夜晚，换来逃离的资本的家，隐藏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山村中。自从写作后，接触到一些文学圈里的人，大家都说，故乡和爱情，是文学永远的母题，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她的笔，几乎不曾提及这两样。她曾经在一篇小说中写道，童年的灰暗经历会将一个人的心塑造成两种样子：一种像蛞蝓一样，遇到一点儿挫折就像浑身撒了盐，瞬间化成一摊水；一种像核桃，坑坑洼洼且坚硬无比。她认为自己是这两种形态都具备了，有时敏感脆弱，有时又冷硬如铁。
双开木门上两个黑黢黢的门环间，落了一把铜锁。她轻轻推了一下门，门呻吟一声开出一个半掌宽的空隙。她的目光透过这个空隙，先是落在厅屋中央的四方木桌上，再移到木桌后面的长条书几上，又扫了一眼书几上方的江山红日中堂画，最后把目光定格在书几中央的一座老式摆钟上。她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爬行，那记忆中的画面像按压至水下的皮球，松手的那一瞬猛地蹿了上来。
四方木桌上，摆着好几道下酒菜，有咸鸭蒸花生米，有青椒炒鸡蛋，有蒸茄子，还有一道丝瓜汤。桌子两边，坐着一男一女，正在举杯，杯中的白酒叫“醉三秋”，是她刚从隔壁村的一个小商店买来的，跑腿费是一根冰棍。那对男女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清，他们的声音很小，又或者是她专注且紧张于偷窥的行为中，听觉暂时丧失了。女人穿着一件黑色的V领紧身T恤，衣服将她那雪白的脖颈、圆润的胳膊衬托得如镀了月色。女人站了起来，端着酒杯，从桌子这边慢悠悠地走向男人那边，她发现女人穿着一条雪白的裤子，裤腿宽松，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颤动，像微风拂过水面产生的波纹。男人侧了一下身子，准备站起来，女人的一只手却按在了他的胳膊上，没有让他起身，然后手中的酒杯轻轻碰了一下男人的酒杯，男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话，女人笑得像一朵被风吹拂的花儿，枝叶摇摆，然后他们各自仰脖将酒一饮而尽……这个女人是她的母亲，而男人却不是她的父亲。
她已经12岁了，虽是懵懵懂懂的年纪，这场景仍然像一枚炸弹，穿过她的双眼，到达她的大脑，摧毁了她灵魂的一部分，那部分里肯定是有叫“天真”和“童年”的东西。摆钟的“当当当”声正好响起，掩盖了她逃跑的声响，以及不比钟声弱的她如擂鼓般的心跳。
她有时候想，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幕，她这20年会不会过得不一样。有时候她也觉得是天意，注定要让她看见，让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姐姐那时候吃完饭就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弟弟还在和小伙伴们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不过她猜测，即使被他们看见这个场景，也不会产生影响，姐姐粗枝大叶惯了，弟弟还小，根本不懂这些。只有敏感，并且善于观察细节的她，会对这样的场景产生无尽的想象，又让这想象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自己。
“当当当……”这记忆里的钟声穿过20年的光阴再次敲在她的心上。她一阵心慌，抓住门环，用力拉合木门，将门缝里的场景和钟声关在了里面。
“二丫头，你怎么来这里了，从你弟那边过来的？”是父亲的声音。
她扭头，看到父亲扛着锄头，慢悠悠地走来，背后的锄头把上挂着一篮子豆角、青椒、茄子。
“还没去镇上。”虽是说谎，却因淡淡的语气不露一丝破绽。
父亲没有多问，放下锄头和竹篮，到压水井边压了一管水洗了手，掏出钥匙过来开门。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好像从未拥有过这个家的钥匙。这把锁有几把钥匙呢？父亲一把，母亲一把，弟弟一把，或许姐姐和弟媳也各有一把，唯独她是那个例外。真悲哀啊。
她去曾经和姐姐一起住的房间看了看，屋子里堆放着很多杂物，床是空的，裸露的床板上放着两个稻箩。她又进了父母的卧室，盯着三门橱玻璃后贴着的全家福发呆。照片背景是颜色虚假得过分的碧海蓝天和椰树。父母坐在长凳上，弟弟坐在他们中间，姐姐和她站在他们的身后，姐姐和弟弟都笑得很开心，她穿着一件姐姐穿旧了的大红色棉袄，板着脸，眼睛仿佛在瞪着拍照的人。她还记得拍照那天是弟弟的10岁生日，本来准备只给弟弟拍的，姐姐说，家里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应该拍一张。这个提议得到了父母的一致同意。临出门的时候，她其实不想去，甚至很想大喊出来：我和你们又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我不拍。但这句话在心里七上八下乱窜，没有冲出她的口。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她顶瞧不起自己的地方——敢怒不敢言的胆小鬼。她再次仔细比对他们姐弟仨与父母长相的相似度。姐姐长得像母亲，白皮肤，大眼睛，但眼间距有点大，下巴有些前倾，导致脸部内陷，从侧面看，像半个括弧。弟弟长得像父亲，皮肤有点儿黑，方脸，浓眉大眼，鼻子很坚挺，看上去一脸正气。只有她，既不像母亲，也不像父亲，在这张全家福里，她像一头混入羊群的猪。
她想到班里那个双胞胎哥哥说的话。在她的家里，大家都是同分母分数，只有她一个人是扎眼的异分母分数，并且，没有人愿意和她通分。
8岁的时候，邻居拿她开过玩笑：“你是你爸妈上街捉猪崽的时候，在猪窝里捡来的。”
她说：“你骗人，我又不是猪。”
当时父母都在场，却没有反驳，更没有给她安慰。她很生气，流着眼泪跑开，跑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反而看着她笑得前仰后合，虽然不怎么疼，但她哭得更厉害了。这是她学龄前，唯一记得的一件事。
后来，她隐约得知，她出生后，因为又是一个女孩，父母想要一个男孩，动过将她送给别人的念头，但最终为什么没有送，原因她不太清楚。
她在门缝里看到的那个男人是这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的篾匠，他做活儿仔细，按工计费，却从不混时间，编制的竹制用品好看又耐用，所以乡亲们有需要就会将他请到家里。他一日三餐在雇主家，但不留宿，往往这一家做完了，就会受到村里另一家的邀约。男人叫刘长根，就住在邻村，那个夏天，他在她们家待了半个月之久，编制了一床竹席、两个稻箩、两个竹篮，还修补了簸箕。重要的是，刘长根完工走后，村里就有了一些流言，父亲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虽然是回来“双抢”的，但他在家的那些天，火气一直很大，家里的气氛也如乌云压境。
一天，她受父亲的吩咐，带着弟弟，揣着二十块钱，上街去买肉、买盐、买酱油。走到小溪上的拱桥上时，弟弟趴在桥边说：“好热，我想下去玩会儿水。”她也很热，即使打了一把雨伞，也根本挡不住太阳的热情，她的衣服已经汗湿了，脚上穿的塑料凉鞋感觉像要熔化。她想时间还早，待会儿跑快一点儿，不耽误晚上的肉下锅就行。下了水，他们就被小螃蟹、小鱼小虾牵住了脚步，等意识过来时，阳光已经稀薄了，她拽起还不愿起身的弟弟，倒掉好不容易抓住的、盛放在雨伞中的小鱼小虾，快步赶路。越着急越快不起来，湿了水的凉鞋跑起来滑溜溜的，脚一直往外蹿。他们索性脱掉凉鞋，赤脚奔跑在山路上。到了街上，她奔向常光顾的那家肉摊，发现肉已经卖完了，又去了另一家，案板上油乎乎的土布下面，还盖着一块肉，她舒了一口气。“称一斤肉。”她一边说，一边去掏裤子口袋里的钱。右边没有。左边没有。明明她把那两张10元折得整整齐齐，放在裤子口袋的。她不死心，把两只口袋底翻出来，又去翻弟弟的口袋，都不见钱的踪影。她吓得浑身颤抖，甚至打了一个冷战。肉已经切了用草绳系好了，肉铺老板提着肉，看着她，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好意思，钱不见了，肉不要了。”她红着脸说，拉着弟弟往回跑。肉铺老板在后面骂了一句娘。
弟弟焦急地问：“不买冰棍了吗？”那是父亲答应他们的，买完东西，可以一人买一支冰棍。她气急地吼：“买什么冰棍，就知道吃，钱都不见了，赶紧回去找！”
一路往回找到石拱桥边，太阳已经落山了，还是没有找到钱。她确定，下水前，钱还在，卷裤脚的时候，她特地拍了拍。钱难道是落在水里，淌走了？他们又顺着溪流找了一会儿，直到天暗了下来。
她不敢回家，于是带着弟弟走过石拱桥，穿了山道，坐在山坡的大石头上。弟弟吵着要回家，她说天黑了，现在穿山道，会被狼叼走。她不是吓唬弟弟，周边山上确实有狼，因为村里的猪崽曾经被狼吃得只剩残骸丢在小溪里，但那一刻，她觉得回家比遇到狼更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