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外卖小哥写书

1、

通过采访外卖小哥,我把他们的故事汇集成了一本书,叫作《中国外卖》。

做“外卖”这个选题之前,外卖小哥对我而言,就是所谓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点过外卖,他们每次说“您好,您的餐到了”,然后把餐盒往我手里一送,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就转身走了。

年轻,能吃苦,大多来自农村,学历不高。这些都是人们对外卖小哥的大致印象。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他们的尊严,他们对职业的认识又是怎样的?我在心里打了很多问号。

我在当时的居住地广州开始采访,杭州是我的第二站。

2、

到杭州后,我特地避开外卖员的工作高峰。下午4点,我拨通楚学宝的电话。楚学宝,31岁,安徽蒙城人,初中文化。他的外号叫“单神”,每个月以订单量最多稳居站点“单王”宝座。

我记得特别清楚,采访楚学宝时,领他去星巴克,我点了两杯咖啡,他看了一眼小票,说:“哇,这么贵。”

接着他讲了书包的故事。读书时,别的孩子都背书包上学,他拎着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遭到同学的耻笑。

他很平静的讲述,让我特别心疼。说句实在话,虚构永远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比。

楚学宝20岁结婚,婚后和妻子去服装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干了太长时间,把腰坐坏了,2019年在杭州改行送外卖。他做的是外卖员中最辛苦的行当,就是送“商超”,有的客户会一次下单二三十种货品。别的小哥干不动,他坚持下来,逐渐掌握了打包技巧和跑单技巧,每天最早到达站点,最晚下班,成了“单神”。

他每天都拼了命地送外卖。他说跑单跑得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多喝水和功能饮料。

楚学宝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我也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他把妻子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做了两次电话采访。

一次是中午,听到她在踏缝纫机。她说,你晚上9点打过来吧。我按时再打过去,那边还是踏缝纫机的声音。她跟我说话,基本上靠吼。我问她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她说多做一些是一些,因为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咬牙在县城买了房,老人又生着病。

除了采访外卖小哥本人,我也尽量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同事。楚学宝和妻子每天加班加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支撑下来的。

3、

我是通过媒体报道的线索找到李邦勇的。他在嘉兴一家涂料厂打工时,右手被绞进机器里,定为五级伤残。妻子离家出走后,他带着21个月大的女儿,开始在嘉兴送外卖,那是2018年9月。

2020年7月1日下午4点半,我赶到李邦勇送餐的商圈。他刚从幼儿园接回女儿。女儿的手臂搭在爸爸的手臂上,纤弱的身子贴着爸爸的背。车子转弯时,女儿就抱紧爸爸的腰,怕掉下来。送完一趟回来,我看到她的小脸现出倦容。再回来时,她打起了瞌睡。

每当爸爸停下来取餐或者掏餐盒,她就跳下来活动一下,因为总在后面坐着受不了。看到爸爸过来,她就先爬上去,动作特别快。

李邦勇不爱说话,女儿更不爱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动作中有一种默契,超过很多父母和孩子。晚上9点多,他们回家,我就跟了过去。

李邦勇真是一个好父亲,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特别干净。我说:“你带着孩子这么辛苦,能把房子收拾到这种程度,真不容易。”他说得特别朴实:“房间里干净一点,蚊子就少了,免得咬到孩子。”

我发现他做饭用的是电,就问小区是不是没有煤气。他说他让房东把煤气罐扛走了——怕孩子淘气,不知轻重拧开煤气发生意外。

那天晚上我从他家出来,已经11点多。回到宾馆,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你到了吗?”采访结束后我去了杭州,又收到他的信息:“你平安到达了吧?”要知道,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手有残疾,每天送外卖那么忙,还要照顾女儿,但他仍然会打几个简单的字问候。那种体谅和关心,让我既感动,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