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通过采访外卖小哥，我把他们的故事汇集成了一本书，叫作《中国外卖》。
做“外卖”这个选题之前，外卖小哥对我而言，就是所谓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点过外卖，他们每次说“您好，您的餐到了”，然后把餐盒往我手里一送，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就转身走了。
年轻，能吃苦，大多来自农村，学历不高。这些都是人们对外卖小哥的大致印象。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他们的尊严，他们对职业的认识又是怎样的？我在心里打了很多问号。
我在当时的居住地广州开始采访，杭州是我的第二站。
2、
到杭州后，我特地避开外卖员的工作高峰。下午4点，我拨通楚学宝的电话。楚学宝，31岁，安徽蒙城人，初中文化。他的外号叫“单神”，每个月以订单量最多稳居站点“单王”宝座。
我记得特别清楚，采访楚学宝时，领他去星巴克，我点了两杯咖啡，他看了一眼小票，说：“哇，这么贵。”
接着他讲了书包的故事。读书时，别的孩子都背书包上学，他拎着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遭到同学的耻笑。
他很平静的讲述，让我特别心疼。说句实在话，虚构永远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比。
楚学宝20岁结婚，婚后和妻子去服装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干了太长时间，把腰坐坏了，2019年在杭州改行送外卖。他做的是外卖员中最辛苦的行当，就是送“商超”，有的客户会一次下单二三十种货品。别的小哥干不动，他坚持下来，逐渐掌握了打包技巧和跑单技巧，每天最早到达站点，最晚下班，成了“单神”。
他每天都拼了命地送外卖。他说跑单跑得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多喝水和功能饮料。
楚学宝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我也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他把妻子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做了两次电话采访。
一次是中午，听到她在踏缝纫机。她说，你晚上9点打过来吧。我按时再打过去，那边还是踏缝纫机的声音。她跟我说话，基本上靠吼。我问她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她说多做一些是一些，因为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咬牙在县城买了房，老人又生着病。
除了采访外卖小哥本人，我也尽量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同事。楚学宝和妻子每天加班加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支撑下来的。
3、
我是通过媒体报道的线索找到李邦勇的。他在嘉兴一家涂料厂打工时，右手被绞进机器里，定为五级伤残。妻子离家出走后，他带着21个月大的女儿，开始在嘉兴送外卖，那是2018年9月。
2020年7月1日下午4点半，我赶到李邦勇送餐的商圈。他刚从幼儿园接回女儿。女儿的手臂搭在爸爸的手臂上，纤弱的身子贴着爸爸的背。车子转弯时，女儿就抱紧爸爸的腰，怕掉下来。送完一趟回来，我看到她的小脸现出倦容。再回来时，她打起了瞌睡。
每当爸爸停下来取餐或者掏餐盒，她就跳下来活动一下，因为总在后面坐着受不了。看到爸爸过来，她就先爬上去，动作特别快。
李邦勇不爱说话，女儿更不爱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动作中有一种默契，超过很多父母和孩子。晚上9点多，他们回家，我就跟了过去。
李邦勇真是一个好父亲，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特别干净。我说：“你带着孩子这么辛苦，能把房子收拾到这种程度，真不容易。”他说得特别朴实：“房间里干净一点，蚊子就少了，免得咬到孩子。”
我发现他做饭用的是电，就问小区是不是没有煤气。他说他让房东把煤气罐扛走了——怕孩子淘气，不知轻重拧开煤气发生意外。
那天晚上我从他家出来，已经11点多。回到宾馆，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你到了吗？”采访结束后我去了杭州，又收到他的信息：“你平安到达了吧？”要知道，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手有残疾，每天送外卖那么忙，还要照顾女儿，但他仍然会打几个简单的字问候。那种体谅和关心，让我既感动，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