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除了赚钱，客人是否尊重他们，是外卖小哥们最在意的。
在采访河北邯郸的小于时，他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为了7.2元的外卖费，我把所有能放下的都放下了。”
那天晚上，他抢到一单，送餐距离两公里，配送费5.2元，外加2元夜间补贴。他按导航到达后，拨打客户电话，客户说地址写错了，让他送到另一个小区。没等他问清楚，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他用导航一查，发现那个小区距此五六公里。赶到以后，他打了两遍电话，客户又说不在那里。他又跑了四五公里，终于送到楼下，单元门锁着，客户却拒绝下楼。他等到一位住户开了门，跟着上楼，把麻辣烫递给那个客户时，忍不住说：“您下次能不能把地址写清楚一点儿，为您这单我跑得太远了。”
小于形容那个客户40多岁，看起来是比较有身份的人。她冷着脸说：“你是不是想要钱？”小于憋屈得不得了，强忍着说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转身下楼时，他对自己说：“我一个送外卖的，今天晚上表现得比你好。”
他还说了一句话：“送了两个月外卖，我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
5、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里，有两位在城市里买了房，杭州的外卖牛人老曹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过武警。有人问他：“送外卖不丢人吗？”他说：“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那种实现了人生目标的得意和满足，体现得畅快淋漓。
老曹其实不老，三十四五岁，来自河南许昌农村。他做外卖工作，是因为母亲患了宫颈癌，他花了几十万元也没能救下母亲的命，反而欠了30多万元债。他做过生意，开过矿，当过包工头，赚过大钱，也赔过大钱。他送外卖很努力，每天跑到半夜，每月至少赚1.5万元。
2020年，为了把女儿接到杭州读书，他和妻子以每平方米3.5万元的价格，在杭州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二手学区房，交了首付，贷款几十万元。之前，他们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
如今，老曹不但脱贫致富，还在他喜爱的城市定居，让女儿接受和杭州本地人一样的教育。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6、
因为自己是女性，我也很关注女外卖员。
深圳的外卖员刘海燕，以前是在黑龙江养猪的农民，碰到猪瘟，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和丈夫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刘海燕所在的站点有两三百个外卖员，只有5个女性，她的业绩排在前十，每月能挣八九千甚至上万元，她丈夫也送外卖，业绩却跑不过她。
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外卖员，最早是开花店的，店里会接到鲜花的外卖订单。她觉得与其让别人送，不如自己送，从送自己的单逐渐到送别人的单。后来花店生意不行了，丈夫出了车祸，儿子中考填错志愿进了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要几万元，她就把兼职变成专职。
每天送外卖时，她都会化妆，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丈夫伤好一点后，也开始送外卖。她40多岁才生孩子，担心儿子读大学时，自己可能都跑不动了。
这些女外卖员和男外卖员一样吃苦耐劳，甚至比男性更坚韧，更善于跟客人打交道。虽然生活很苦，但我很少听到她们抱怨。
7、
有人说，外卖小哥吃的是青春饭，有“钱”途，没前途。可是我通过电话采访宋增光，了解到他做外卖小哥的经历简直是一路“开挂”。
宋增光的老家在东北农村，结婚后到上海送外卖，8个月就当上了站长，3年后成为公司的培训专员，后来接连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上海市劳动模范。
2021年4月27日，宋增光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员。
通过他，我采访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还有妻子的弟弟，他们也在送外卖。宋增光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报了市场营销专业的成人自考，读完大专接着读本科，成了上海新市民，小日子越来越好。他还有了自己的“文化消费”——妻子喜欢看话剧，他陪着看了一场后，也爱上了话剧。
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也是社会对‘外卖骑手’新兴职业的认可。”
8、
2022年2月，我完成了《中国外卖》的书稿，接受我采访的各地外卖员有100多位，我写进书里有名有姓的，有40多位。
有人说，我在为中国外卖小哥立传。我认为，这是向每一个为生活拼尽全力的人致敬。人生总会遇到很多难题，外卖小哥身上最打动我的，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消化各自人生中的苦难，努力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