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忍无可忍，但又拿官府没办法，一气之下，他写了一篇《救荒策上布政司》的文稿，亲自跑去济南投递。他在这篇文稿里建议“禁私钱；开放民间贸易；借官谷；惩盗贼；开粥厂以救民水火。”可布政使怎么会看到蒲松龄的献策呢？在蒲松龄投递文稿之前，布政使早就收到了县府的邸报。邸报上说淄川并无多大灾情，全川皆是一片丰收景象。
日子一天天过去，蒲松龄一直在期待他的文稿能起作用，真正救民于水火。可他苦苦等来的，并不是上面的良策，而是饿殍遍野的恐怖情景。
野外的道路上，成片都是死尸。恶臭随风蔓延，流亡的人群越聚越多。城中的人担心瘟疫流行，组织好心人不断挖土坑，将死尸深埋在土坑内。挖了一个土坑，又挖一个土坑，可死尸还是没法埋完。挖坑的人失去了信心，他们也不再继续挖，任由尸体堆积如山。这样一来，有胆大的人干脆趁着夜色，偷偷地跑去将尸体抬回来煮熟，等到凌晨再驮去市场出售，价钱是羊肉的十分之一。
目睹如此惨况，蒲松龄欲哭无泪。每天晚上，除了跪地向上苍祈祷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借助手中的笔，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替他所经历的时代作证。
妻子刘氏逝世后，蒲松龄感到自己也在一天一天走向死亡。死亡先是吞光了他的牙齿，让他嚼不动任何食物；接着废掉了他的一只眼睛，让那只眼看不见任何东西；紧接着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让那只耳朵听不见任何声响；再接着又收走了他的左胳膊，让他的左胳膊丝毫不能动弹……
面对这一点一点的死亡，蒲松龄暗自伤怀。他想，妻子刘氏也应该是这么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死去的，可他为何就没有早一点发现那潜伏在妻子体内的死亡呢？
蒲松龄的确是老了，对人生再没有幻想和激情。走起路来也是歪歪倒倒，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如今每天唯一在做的事情，就是修订、整理他的《聊斋志异》书稿——这是他一生活过的见证，也是他倾注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智慧之果。如果要总结他这一生的成败得失、酸甜苦辣、喜乐忧伤、那都可以到《聊斋志异》里去寻找线索。
当然，除了修订《聊斋志异》，蒲松龄也干点别的事。康熙五十三年（1714），他还选录了《观象玩占》三卷。之所以做这个，是他越到晚年，越是对天象、占卜等学问生发出浓厚的兴趣。他觉得，人的命运都是天注定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命运轨迹的框定。就像世间的一切，都是在顺应天道运行一样。功名也好，生死也好，都是命运的安排和前定，不可强求。
或许人越是活到晚景，越是相信命。越是相信命，自身就越是孤独。自身越是孤独，晚景就越是觉得凄凉。就拿蒲松龄来说，他虽然儿孙绕膝，子嗣兴旺，但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他的后人们没有谁可以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儿孙们可以陪他说话，陪他看风景，可就是无法稀释他内心深藏的寂寞和孤单。加之他时不时都在目睹周围熟人的死亡，这就更使他徒增烦恼，觉得自己熟悉的人和事都在逐渐消亡，时间正在抹去曾见证他活过的那些物事。
康熙五十七年的七月，毕际有的夫人王氏去世。蒲松龄闻听后，哀痛不已。他曾在毕府坐馆多年，跟毕家有着深厚的交情。蒲松龄提出要亲往毕府执绋，遭到了儿子们的反对。
“爹，你现在自己都行动艰难，如何前往啊？”蒲箬说。
“我就是爬，也要爬去。”蒲松龄拄着拐棍说。
“爹，哥说得对，你已年迈，再不似壮年，身体要紧啊。”蒲笏劝说道。
“你们休要再说，这事我必须得去。”蒲松龄斩钉截铁地说。
“那要不这样，由我们兄弟三人替你去毕府执绋，可好？”蒲篪说。
“不行，我必须亲自去。人家毕府对咱家有恩，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蒲松龄提高声量说。
三个孩子拗不过蒲松龄，也就只好依从他，陪他一同前去毕府吊唁。
蒲松龄一到毕府就老泪纵横，伫立在王氏灵前久久默哀。九十二岁的毕际有见蒲松龄如此有情有义，也是老泪纵横地说：“松龄，你能亲自前来为亡妻致哀，我替王氏谢谢你啊！”
“看您说的什么话啊，毕府对我不薄，我记得你们的好呢。”蒲松龄说。
这时，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插话道：“既然松龄来了，那就请给我母亲写下墓志铭如何？”
“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毕际有附和说。
蒲松龄没有犹豫，慨然应允道：“义不容辞，义不容辞。”
于是，在众人的见证下，蒲松龄挥毫泼墨，写下一篇《皇清敕封孺人、进阶宜人毕母王太君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