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庄
两口子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居民区里卖菜。
以前，这里是城外的一座村庄，村民大都姓黄，村庄的名字叫黄家庄。庄子不大，只住着几十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个自成一体的小院子。他们的院子不像皇城根儿那些规整讲究的四合院，连三合院都说不上，顶多算是搭了院墙的向阳小院。他们模仿住在四合院里的市民的生活，在院子里也栽枣树和石榴树。枣树也是“早”树，是说干啥事都要趁早。石榴树，他们看中的是“榴”字的谐音“留”,意思是把一切都要留住。秋来时，枣树上结满了红白相间的玛瑙样的小枣，隔着院墙都看得见。石榴树上结的石榴都是大肚子，个个像弥勒佛，一见就让人想乐。
北京人做饭都会摊煎饼。把和好的面糊倒在鏊子上或平底锅里，用木质的或竹子制成的刮子打圈儿一刮，把白色的面糊刮薄、刮圆，待面糊结成一个整体，徐徐冒着热气，颜色渐渐变深，啪地翻个个，再煎上一会儿，煎得正反两面都呈现出微黄的面花儿，一张煎饼就煎成了。在煎饼里卷上凉拌韭菜、绿豆芽和胡萝卜丝，又软又香又脆，那是相当好吃。在北京人看来，北京城的发展扩大跟摊煎饼差不多，摊一圈儿，又摊一圈儿，再摊一圈儿，就把北京城的摊子摊大了。
就是在“摊煎饼”的过程中，黄家庄被摊进“煎饼”中，成了大“煎饼”的一部分，一小部分。黄家庄离北土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不远，步行的话，二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相比之下，黄家庄存在的历史比元大都还要久远一些，至少超过了千年。然而，也就是两三年时间，黄家庄的平房通通被拆掉了，在原地盖起了楼房。楼房一共是九栋，最高的有二十六层，最低的也有五层。那些居民楼多是中央国家机关出资兴建的，有煤炭、石油、化工、黄金、航天等多个行业。好嘛，住进楼里的那些人，不是高干，也是低干；不是大知，也是小知。一个两个、十个八个，都是来历不凡的样子。如此一来，黄家庄就彻底改变了农庄的性质，成了北京城众多居民小区中的其中之一。好在黄家庄并没有被人们像吃煎饼一样吃掉，黄家庄作为一个地名，并没有在北京的版图上消失，原名一字不少地保留了下来。在电子地图上，标有黄家庄的所在方位和具体地址。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只要一输入“黄家庄”三个字，出租车就会顺着导航系统所指引的方向，准确无误地把乘客送到小区楼前。还好黄家庄的原住民没有一去不返，他们在外面临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回来了。
按照家庭人口，他们有的分到了三套住房，有的分到了两套住房，最少的也分到了一套住房，真正做到了居者有其屋。他们不再是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市民。他们的户口不再是农业户口，从此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在居民群里，他们一点都不自卑，似乎比那些五行六业的干部还牛，他们常常对那些后来者说：知道吗，知道吗？你们住的是我们的地儿。
尽管小区内的楼房建得比较密集，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还是千方百计挤出一些空地，建了停车场和健身场所，还建了两个被称为绿地小品的花园。一个花园搭有圆形的中心花坛，一年三季都有鲜花开放。另一个花园里搭了藤萝长廊，居民可以在廊下漫步、小憩。挑剔一点来看，黄家庄从此没有了菜园。在黄家庄还是农村的时候，家家都有菜园，想吃什么新鲜蔬菜，随时都可以去菜园里采摘。在他们的房屋被推土机推成废墟之后，他们曾到变成土堆的废墟那里看过。夏季一场大雨过后，土堆上竟迅速长出一些狗尾巴草、扫帚苗子和野苋菜。野苋菜也是菜，掺鸡蛋烙成菜盒子，味道也不错。他们都掐了野苋菜，带走了。小区里没有了菜园怎么办？人不吃菜行不行？恐怕不行。人天生是杂食动物，除了吃粮食、吃肉，还要吃菜。一天不吃菜，饮食就说不上均衡。
夫妻菜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牛国亮和马长平在小区里开的夫妻菜店应运而生。白菜萝卜西红柿、辣椒黄瓜豆角子，一转眼，他们的菜店已开了十多年。牛国亮脖子上挂上了金链子，马长平的手指上套上了金戒指，双耳垂上戴上了金耳环，这都表明他们菜店的生意不错，夫妻俩已过上了闪闪发光的金质生活。按时下流行的称谓，牛国亮被人称为老板，马长平被人叫作老板娘。每天傍晚吃饭前，牛老板都要在菜店里喝上两杯小酒。菜店里放有一张折叠式的小饭桌，马长平把小饭桌拉开，将下酒菜摆在饭桌上，牛老板就坐在桌后的矮凳子上喝起来。马长平想炒菜很容易。菜店门口一侧放有一张他们捡来的长条桌子，桌子上放着电磁炉，还有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和其他炊具。她取出菜，坐上锅，添上油，吱吱啦啦，一盘菜唾手可得。不过牛国亮喝酒一般不就什么热菜，一盘水煮花生米，一盘凉拌黄瓜，顶多再来一盘带脆骨的猪耳丝，足够。他不喝别的酒，只喝简称为“牛二”的牛栏山二锅头。他姓牛，“牛二”也姓牛，天天喝“牛二”,他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再说了，人在北京做生意，当然要喝北京生产的酒。他喝酒自己给自己定量，从来不喝大酒，每顿只喝两杯，一杯一两半，两杯三两，喝够三两就不喝了。他不怎么请人喝酒，每次喝酒都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的样子。过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高兴的事，他会邀一下马长平，说：老婆，你也喝一点呗。马长平一律拒绝，滴酒不沾。马长平从来不喝酒的理由很简单，她说她是生就的赤红脸，脸本来就红，要喝了酒会更红，恐怕比鸡冠子还要红，那像什么样子。
这天，马长平给男人端上的下酒菜，除了三个凉菜，还有一个热菜，是鸡蛋炒辣椒。鸡蛋降辣椒，不管多辣的辣椒，打上鸡蛋一炒，就不太辣了。鸡蛋炒熟是黄的，辣椒炒熟还是绿的，黄绿相间，好看又好吃。牛国亮夸了一句北京人常挂在嘴边的带提手的粗话，说：今天多干了一盘儿。
一盘儿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不仅可以用来指一盘儿菜，还可以指别的什么。至于具体指的什么，牛国亮明白，马长平当然也明白。马长平的脸忽地红透，比喝了酒的人脸还要红，她说：不要脸，成天就知道干那事。
不干那事干什么！牛国亮已经把定量中的两杯酒干掉了一杯，酒色涌上来，他的脸红了，脖子和耳朵也红了。他又说：我早就说过，我一定要把你管够。
谁稀罕你管，我早就够了。
这时，一位戴变色眼镜的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要买一块姜。他说他夫人要做红烧肉，肉都切好了，才发现姜没有了。烧肉没有别的作料可以将就，缺了姜可将就不得。夫人让他赶快下楼来买一块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