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风爷是在返回新疆他二儿子秋生家的火车上被偷的，连钱带包，被偷了个干干净净。乘警把他的案子就近移交给河北一家铁路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谁知他一到派出所就跟到了家一样，进门就开始找活干，抢活干，民警抢都抢不过他。扫地，抹桌子，提开水，之后还直接甩开膀子接管了小菜园，浇水种菜。他腿脚勤快，还会生火做饭；吃饭时还饭菜不挑，吃饱就行。时间一长，案子也没什么进展，派出所就想先送他回家，路费由所里出。可不管怎么问，他都不说他是哪里人，就这么一拖再拖，连拖了三四个月。公安机关总不能免费雇个劳动力吧，这话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在听他说话经常带个“刚”字，比如“刚好”“刚坏”“刚热”等等，就判断这应该是某个地方的方言。碰巧我们市一位民警出差路过，说是还算熟悉这个方言，大概知道他说的是啥，人家派出所马上就拜托这位民警帮忙打听。民警知道说这个方言的只有宝山县和相邻的邱县一带，就委托这两个县公安部门协查。
这事传到了宝山县公安局李容清副局长的耳朵里。大集体那会儿，他下乡调研时听说过风爷蒯大风的奇闻趣事。因为蒯大风在队上“身兼数职”,表现突出，被公社评为劳模。谁知他非但不领情，反而气得大病一场，直到大队向公社又重新汇报，把他从名单里抹去，他这才欢天喜地复了工。这事几乎全公社尽人皆知。再说宝山县姓蒯的本就不多，河北那边派出所又说这个人话不多，除了嘿嘿，就知道埋头干活。李副局长就让人家传真个照片对一对，后来派人拿了传真找村委一对，就对上了。
这个李副局长，我也认识。他行伍出身，身材魁梧，性格豪爽，老家是李家沟，离我们村几里地。他平时见了我，总喜欢开玩笑：“蒯秘，好好干，你可是我们南乡人的希望，我们还指望你熬大了，好背靠大树乘乘凉哩。”我每回被他说，每回脸红得跟猴子腚似的，头都不敢抬。不过，说实话，风爷这事，他这个局长办得确实漂亮，要不风爷可能还在外漂着呢。
一路上说说笑笑，天刚擦黑，就到了县城。这时的县道还是沙土路，但宽敞平整，比省道一点也不差。拐上进村的乡间小道，才有些颠簸，好在没颠几下就到家了。二叔说：“这么远的路，受累了，晚饭就在村上吃。我先安排一下，然后咱就吃饭。”
二叔四叔去安置风爷，我带司机就趁这个空儿赶回家里看看。
老娘正在做晚饭，见我俩一步迈进来，就张罗着要多加个菜。我说了风爷的事，叫她别忙活，说我们一会儿去村上吃。老娘拢了拢挂霜的头发，说：“看来你风爷在新疆他老小那边过得也不怎么样，要不还会赖上人家派出所？唉，他这一辈子也是不容易，老了老了连个窝儿也没了。”我说：“我记着风爷还有个儿子，画画画得刚好，他家老屋墙上净是他画的画，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有。”老娘说：“是有个大儿子叫春生，前些年没考上大学急疯了，后来就跑出去找不着了。”我说：“秋生他娘呢？”我印象里好像也没见过她。
没想到，我的好奇却换来了老娘的一声长叹，也唤起了她对风爷一家的许多记忆。秋生他娘去世得很早，那时候秋生才四五岁（当时我还没出生，难怪没印象）。风爷那时在生产队养牲口，一年到头都住在队部后面的养殖场，只是隔三岔五回家给俩孩子备上点干粮，一些个煮地瓜、玉米面、窝窝头之类的主食。孩子饿了就自己热热吃，饥一顿饱一顿的。这兄弟俩可以说是散养长大的，但他们却刚争气，也不比谁家的孩子差。特别是春生，天生画画的料，在一位下放教授的传授下，画得一手好画。可惜连考两年美术学院，都因为语文数学两门主科不及格名落孙山。他经不起打击就得了疯病。这倒好，满大街都成了他的画板，处处绽放着鲜花，飞翔着禽鸟，游动着鱼儿。后来他突然间就不见人了，走出了人们的视线，走了就再没回来。
春生走失的那一年，风爷也转了行，他被调到队部看大门，兼职看坡。看坡是个辛苦活，夏收看麦场，秋收要看更多场院。随着玉米、花生、大豆、地瓜先后成熟，他一天二十四小时要转战多个“阵地”.最惊险的一次，是一天深夜他遇上了偷花生的。小偷事先踩点摸清了看坡的只有他一个人，就分头行动，有专门控制他的，有专门偷花生的。控制他的小偷用木棒不断击打看坡的屋子，警告他不许出来，出来就要他的命。负责偷的则在外边放开手脚，大袋小包可劲儿地装。毕竟是做贼心虚，小偷临走又怕他追赶，干脆给屋子放了把火。花生被偷走不少不说，风爷还被吓尿了，他静听歹人走远后才连滚带爬出了屋子大声呼救。
巡夜的民兵赶到时，风爷早已瘫软成面团，一条补丁裤子正不断往下渗尿液。
3、
秋收过后，忙碌了一年的社员进入了农闲期，而风爷“领导”下的豆腐坊却热气腾腾起来，浓浓的豆香飘得很远。这是生产队搞的为数不多的副业之一。
老娘一说到豆腐坊，我就知道她又要举那个老掉牙的例子了。果不其然，她说：“还记得不？有一年，我们家按人口分了1000斤带骨头的鲜玉米棒子。分是分了，可能不能留下还要看工分多少。结果工分算下来，我们家需要上交990斤晒干的玉米粒，也就是说，连晒干后的棒子骨头加上也凑不够这个数，哪还剩下口粮？谁也不怨，都怨我们家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啊。我不趁农闲去豆腐坊挣点工分，光靠你爸爸每月仨瓜俩枣的死工资，那全家七八口人还不都得喝西北风？豆腐坊五六个人，就我一个妇女……唉，都过去了，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说你风爷。”
说起来，风爷在豆腐坊还真有个“领头羊”的样儿。早上去得比谁都早，晚上走得比谁都晚，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按说他这个干法，应该得到伙计们认可才是，可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没人说他好。
原因就是他是人家说的那种“一根筋”.他“洁身自好”,公家的东西自己草根不取，别人也甭想占半点便宜。豆腐坊隔壁就是存放大豆的仓库，仓库里不光有大豆，还有玉米、花生等其他粮食，作坊里的人进出仓库，常常会顺把花生米解解馋虫。风爷见了，什么话也不说，回头硬是把一二百斤盛满花生的麻袋全都扎上了口，翻了个个儿，让你再去仓库时只能眼巴巴地望“袋”兴叹。做豆腐也是，水还未沥干，先过磅上账。即使是熬豆汁熬出的豆腐皮，他也是晾干后一一数好数，卖豆腐时捎带脚儿一起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