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一天，有人来找林婶了。我跟小黄胖在塘埂上扇烟壳子的时候，从塘下的大路上，走来了两个穿公服的人，他们摊着自行车，抽着烟，一路向着林婶家的台门走去了。我跟小黄胖跟了上去，不一会儿，林婶家门口就围了一大群人。母亲也来了，拉紧我的手，叫我站得靠后些。
那两个人进去了，许多村人围在门口，远一些的就问近一些的，里面在说啥？
近些的说，别吵，公家人把帽子拿下来，放在桌上了。腰上有枪，有枪！
听见这句话，大家都往后退了些。
好一会儿，前头又有话传过来，来收子弹费的！
收子弹费的！
这话一波波往后传，像十五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传到母亲和我这里时，拍得母亲晃了两晃。
母亲拉着我，小心地拨开人群往里走。
前头又有话递下来，行刑的时候，东旺动了动，头枪没打准，又补了一枪，本来要算两颗子弹费，公家优惠照顾，仍只算一颗，两毛五分钱。
我跟母亲挤到了最前头。
两个公家人，一个年纪大些，一个年纪轻些，年纪大的肃着脸，年纪轻的笑嘻嘻的，望着林叔林婶。
林叔坐在椅子沿，躬身不断点头。
林婶哆哆嗦嗦站起来，走到碗柜前，手伸进碗柜够着，够了好一会儿，才拿出一只灰布钱包，她的手抖得厉害，钱包的扣瓣怎么也解不开。
大家都等着她。屋里屋外特别安静，哪里的雄鸡忽然啼了一声，吓了大家一跳。
年纪轻的公家人忍不住催了声，还要走两家呢。
林婶忽然滑溜到了地上，几个女人上前去扶她，可林婶像得了软骨病，怎么也站不起来。
母亲走过去。她从林婶手里拿过灰布钱包，干脆利落地从里头抽出两张一角的，再拿出一枚五分的，递给那个年长的公家人。
公家人写了张收条，母亲接了。
不送了。母亲说。
两个公家人歪歪扭扭跨上了自行车，年轻的那个仍抽着烟。单放手！有人说。
院子里的人慢慢地散了。
屋子里很暗。
母亲说，家里拿肉菜来。我愣了愣，母亲是跟我说话吧，便飞快地跑到家里，到碗柜里拿了块白肉和一把豆荚，我往林婶家走回去时，有人拿给我几枚蛋，走几步，又有人递给我一根丝瓜。我都拿不下了。
母亲炒了一桌菜，香油炒鸡蛋、虾皮滚葫芦、丝瓜蒸肉松、大蒜煸豆荚，香得我鼻子都要掉了。
林叔林婶两个人一个坐在墙边，一个坐在桌边，一动也不动，桌上的菜冒着热气。母亲跟我说，我们回吧。她关上门的时候，我听见门后头林婶哇的一声号了出来。
母亲松口气，把我的手捏得很紧。
我看见，山那边有一个通红的太阳，缓缓地往山谷里掉。再过会儿，天就要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