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那柔和的色彩中，目力所及的山坡上，葱郁的树木在风中摇曳。四周静寂得有些古怪。我的目光越过高墙就能触及通电的铁丝网外面的景色。这片建筑群，据说是在一大片坟地上修建起来的。建筑群中，有四幢三层楼高的大框架结构的生产车间，有五栋四层楼的宿舍大楼，楼下是本监区的活动场所，有篮球场、乒乓球台、羽毛球场和吸烟区。属于全监狱共享的还有室内体育场、室外宽阔的操场（也供重大节日开大会、升旗和表彰会、文艺会演用）、可容纳三十人住院治疗的医院、可容纳一千五百人同时吃饭的食堂，还有连接监区通往外面亲情接见与帮教大楼。监区建筑的外墙面与外面的毫无差异，监区内每个监室都窗明地净，走廊宽阔笔直，每个监室都有卫生间，四座上下铺，还有带编号的储藏柜。
这片建筑群唯一让人觉得诧异的，亦是比较显眼的地方，就是每个窗户外都有一个结实的铁栅栏（包括走廊上），以及厚到可以并排走三人的围墙顶，加上那镶嵌在墙里的不时闪着绿光的高压网。五座监区宿舍大楼顶上飘扬的旗帜下，分别竖立着“仁”“义”“礼”“智”“信”五个红色楷书大字牌。
我来这个监区不久。这个监区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也未有打架、偷窃、拉帮结伙、欺负新来的同改（在同一个监区劳动改造的简称）等恶习泛滥成灾。我看见的是，每天劳动归来，除了几个人在走廊边走边唠，大部分人不是默默地抽烟喝茶，就是看书读报写家信。不过这只是我们四楼，偶尔从三楼甚至二楼也会传上来吵架声。我还注意到，有两个人虽形影不离，却又不像关系密切，一个是脸色青肿的中年汉子，老是站在铁窗下，目光越过高墙铁丝网，茫然地盯住某个地方；另一个是个三十岁左右、青筋凸现的壮汉，跟在中年汉子身边不停抱怨咒骂。由此，我对这两人便多了一点关注。
那个脸色青肿的中年汉子身材魁伟，四肢裸露出的体毛格外浓厚，看上去总在凝神思索（后来，我才了解到在他沉默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柔软的心）。根据我到监区一个月后结识的绰号叫“孔乙己”的介绍，这个中年汉子曾是一个乡镇的科级干部，妻子病故，他把女儿送到南方沿海某市的姥姥家上高中，自己申请下乡到一个偏僻山村当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上任伊始，就四处募集资金，励精图治，修通村子连接乡镇的十三公里路、两座桥梁和三条涵洞，改变了山村的交通面貌，山村由此摆脱了闭塞与贫困。在公路剪彩通车后的礼拜天晚上，他被人从本村一个寡妇家里逮住，直接送到县纪委监委，加上公路工程结算中出现的瑕疵——中年汉子获刑四年，入狱已两年了（据说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多，案子才定性）。逮住他的是寡妇家一个远房堂弟，是个小包工头，曾找他这个新上任的村主任要工程做。他问小包工头有资质证书吗，答案是没有。他又问小包工头有自己的工程队吗，答案是没有，但可马上拉一帮人组队。村主任对小包工头说：“修路、架桥、挖涵洞都需要有资质的专业工程队干，是技术活儿，已被县交通局城乡建设局专业工程队承包了。”小包工头不耐烦了，问：“那土石方活儿总能搞点儿吧？”村主任无奈地说：“有管我的领导打招呼了，早把路段划好了，只让我在合同上代表村委会签字，别的不便多问。”小包工头恼怒地扭头就走，临了撂下一句：“既然你这么想装清廉，那好，我也能找个管你的领导，对你进行监督！”村主任说：“你这样讲就不像一个村民的口气，路通了后还有其他由村里说了算的小工程呢，比如导水沟、灌溉槽和贮水池……”估计小包工头没听见（也没兴趣）吧。
总之，他这个村主任原打算干一届五年，女儿一年后高考，四年后大学毕业工作，父女团聚。没想到只干了一年村主任，其余四年要这么度过。监区的同改们曾调侃他为“最低职务犯”，因为监区里厅、处、科级公务员职务犯与刑事犯都是统一着囚衣，只能从称呼上才可辨认身份，村级干部虽然不是公务员，但在监区里的刑事犯眼中，仍然是官员。况且，不少刑事犯就是和同村领导发生矛盾，而触犯刑律获罪入狱的。“孔乙己”告诉我，村主任姓袁名朴行；那个老跟在袁朴行身旁抱怨咒骂的壮汉，外号叫“犟驴”，姓郜，南方沿海某市人。
不过，大家都没觉得袁朴行是脾气乖戾的人，他平常从不怨天怨地，也不愤世嫉俗，只是偶尔喃喃自语“菩萨好敬，小鬼难缠”。当然，他把愧疚之心与忏悔之意化为实际行动，就是对警官的绝对服从。但就这么一个人，却因“严重违规”而受到扣分加禁闭七天的处分。
事情还得从栀子花开的时节说起呢。
那天上午八点，监区几百号人列队唱歌，精神饱满地走向劳动车间。谁能料到，刚才还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细雨来。随着带队的迟警官那铿锵有力的口号，队伍依然迈着整齐的步伐，一点儿都没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