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没看见，你的手真快啊，把猫吓了一大跳。我说。
你帮我把猫撵出去，再把门帮我关上，还有，我下午才能和你一起去广梅路的那家照相馆，照相馆的老板说还要再等两个小时才能全部搞出来，哦，还有，这里，她从床头上弹起来，光着脚从身边的一个立柜上拎起一本相册说，这里有四本相册，你先带出去，到了照相馆咱们直接用就好。
真是奇了，这个下达指令的人，她可能以为手里有了那些我舍不得忘掉的照片，尤其是孩子的，我和死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三、
离开银苑坡去广梅路的照相馆里取相片，一路上车子被堵了个严实，一到广梅路的十字路口，近处一户人家的阳台上，用编竹篮似的钢丝牵引着一个宽敞的阳台，阳台上被那些钢丝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地织了一张大大的铁网，岭南才有的那种气派将一株硕大无比的三角梅攀上了楼顶，顺着阳台远远望过去，整栋楼在一树的紫色花卉里荡漾，紫色瀑布一般诱惑着过往此处的人。看着眼前的盛景，小乔摇下车窗，用手机拍了几张图片，关上车窗后又将图片放大到无限大，然后递给后座的我说，麻烦你帮我修修可以吧，我想要冷色调的那种。听听，她又下了一道新指令。当着他的面。
你是要留横版还是竖版？我问她。她从前座转过身来，眼尾往身边的男人身上一扫，表情就转换成了热络。
随你。她说。
我把她拍摄的两张图片各修饰了一下，用反差冷色各调了一版，把手机递还给她后，她仔细地滑动着我修饰过的图片，看了好一会儿才问我，要是发朋友圈，你会选哪一张？
竖版的那张，我说，竖的看着天高地阔。
她的下颌线猛然收紧了，光滑的皮肤顺着完美的下颌线向耳朵后面一提，我能想象到那颗顽皮的小痣是如何在她的各种气团里扭动的，她的眉毛长而富有棱角，剑一样在高耸的额头下方立着，有时那剑安静得像睡在坟墓里的故事，有时又奔放得像是奔赴天涯的怪客。
把你的身子坐直了，还有，安全带也不要老是放在手里玩来玩去的，别像个小孩一样影响我看倒车镜。开车的男人对她说。
我是熟悉这个男人的，之前和他沉入过婚姻坟墓，现在他正在沉入第二轮。尽管陪伴着他的小乔长着一张无辜的脸，但是他们彼此收紧的肉身依旧暴露了埋葬在他们这场婚姻里的汞，两性的情感要是中了触感中的汞，心理上就会出现周期性的发作，这个循环链我还是经历过的。看来，在银苑坡一带和熟悉我们的那些材料商的圈子里流传开来的某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他们接近五岁的儿子已经被他送回了老家由父母亲自照看，在没有搞清楚儿子到底长得像谁之前，他需要等待那个即将到来的“处理掉就好”的最佳时机。
分开五年后，我对这件事情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只是这几日，当小乔打来电话幽幽地告知我说她的手上又发现了一批我和孩子的照片后，从灰烬里冒出的一星绿芽重新挤满了我的心脏，虽然我已经从四面八方搜集过不少次两个儿子的照片，但这一次对我来说是最致命的，因为他们曾经也是他的儿子，从他那里得到儿子们的照片至少可以再次洗劫我的罪。
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看得出来，他的鬓角是染过的，脸颊两侧的下颌平至少下垂了五六毫，不过他的肩膀依旧非常宽阔，说闷话的时候肩膀猛然向两侧张开，从他口中蹦出来的所有词语就如同新轧出来的钢条赤裸裸地倒立在他的肩膀上，一句句，一条条，像是从熟悉的坟墓里坠落下来的。
下午把相片的事情处理好，一会儿我还要去中山调个桃花芯木的货，所以时间非常紧。车头几乎快挨着照相馆的窗户沿子时他才打住了方向盘，闷声闷气地来了几句。
你又要调什么货？她问他。她的口气是怀疑的，也没有要避开的意思。
你又不懂，问那么多不嫌累啊。他答。
下次我让茹姐开，你想走就走，我不用你陪我。她拐着弯儿呛他，怒气来得很真实，从她的后脖颈上喷射出一股股真切的温热，温热顺着她的两只手交叉着伸到她的座位后面而后又紧紧地扣住了座位顶端的软靠，软靠上捆绑着一个米黄色猫头，猫头被她的后脖颈压死，两只肥硕的猫耳朵被她捏进两只手内，像拧螺丝那样被拧紧。下车前，她那美妙的修长的十根指尖重新做出与清晨相同的舞蹈动作，翻转手掌接着再翻转手背，最后十指反向相扣来一个轻巧的内循环后朝空中重重地一击，像上演某种无骨感的咒语或者是施展完某种法术后以谢天意。
谁累谁知道。她说。
一种羞耻，不，确切说来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羞怯令我震惊，我的脸开始红了，为想取回儿子照片的事情，当然也为得到“析产”房产证的事情。实际上，跟着他们刚一上车的时候我的脸就开始红了，我的脸颊上不由自主地聚集出两团羞怯的火焰，如同羞耻的内心突然被两块滚烫的烙铁所击中，就像经过银苑坡的人们，当他们的眼光扫射过那些火焰树丛时，应该会看到那些火焰里正燃烧着他们想要熄灭的某种火焰，而这种火焰应该和他们不敢回首的往事有关。听到车轮驶过马路的声响，我的脑海里总是不停地响彻着一种回声：失去了儿子的女人最好不要轻易出门，当儿子溺亡在海边的时候，我最好是跟着他们一起溺亡，而不是忙碌在银苑坡的材料店里。
你们先进去，我就不进去了，我打几个电话处理点事情。下车后，他平静地交待道。
我和小乔都没有出声，我们的心思已经落在那些相片上了，耳朵跟聋了似的不怎么管用。
进了广梅路的相馆里头，老板正在一张竹摇椅上酣睡，汗衫上压着他的一只胖手，手里的竹扇子被两台方向相反的电风扇吹得直扑棱。说实话，他的睡相很安稳，胖也胖得恰到好处，从硬的骨骼上溢出来一层孩童般的脂肪，像一个没有任何攻击性的“软糖”。
嗨，阿亮哥，起身呀。她冲着老板叫。
名叫“阿亮”的老板翻了一个身子，脸对着洁白的墙壁又睡了过去，“软糖”在轻盈的睡梦里游荡，毫无搭理她的征兆。她斜着眼睛四下一看，不等人有所反应，已从老板裁纸用的台面抽屉里摸出一个东西来，三步向前冲着名叫“阿亮”的老板额头“啪”地将手中的那个东西向下一摁，“哧”地一声，酣睡中的“软糖”被打火机唤醒，我看见一抹蓝色的火焰在我的虹膜里已经成像，那精准的火焰不偏不斜地对准阿亮老板的额前卷毛烧了过去，一丝浓烈的焦毛味冒出来，阿亮老板的两只胖手在空中来回乱刨，火苗很快便在他的额头没了踪迹。若不是照相馆里还残留着一股焦毛味，我真会以为自己的虹膜出了什么毛病。
你怎么不一觉睡死过去？她生气地诅咒着阿亮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