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她的唇形，我隐约可以读出“艺术”“美”之类的可怕字眼。
有位作家说过，纯粹的艺术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奴隶们搬砖种地，市民老爷们躺在长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谈论绘画与雕塑——那些可以被称为崇高之物的艺术。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孩，显然不是贵族。一些美好的字眼，从一个身份不恰当的人嘴里冒出来，将会成为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陈兰也喜欢画画。可是她对艺术的态度几乎同我一样。至少当时已是如此。听她母亲说，那天念完作文后，陈兰回到家就关上了卧室门。随后卧室里传来一阵当当的声响。她母亲透过门缝窥到：陈兰撕下了所有小时候的涂鸦。她拎着铁锤，按着半锈的铁钉，一下一下地将一张稿纸锤进墙面。稿纸上写满了“清华”二字。打开门，陈兰背对着母亲，说，我的梦想就这样了。
二、
人无法料想到未来的变化。
两年后，我们升入初三，学会很多铁一般坚固的数学定理。可是，“国有工厂，死而不僵”，这条定理却被打破。昔日的万人工厂门庭冷落。
与之形成对比，梁姥姥的“看事儿”生意异常火爆。无数人从县城赶来，乘坐一种名叫“老爷车”的三轮，挤满农场的院落。
因为来的人太多，她让老伴儿制作了很多张小卡片，还用蓝黑钢笔写上号码。阿拉伯数字油亮亮的。每天早上八点，老头拎着一袋子号码牌站在门口，扯开破锣嗓子叫号。蹲在院里院外的人听到号就站起身、拍拍土，在老头的带领下掀开门帘进了小屋。号码一开始从1到20，后来变成1到50，最后变成1到100。人群也从院落一直蔓延至绿油油的田埂，像一棵棵高大的麦苗，扎在田地里。
早些年——还没有数字卡片的时候——梁姥姥会穿得花花绿绿和老头儿一起立在院中央。两人抻着脖子仰望天当中的太阳。老头儿脖子发了酸。从腰间摸出一面猪皮鼓，嘭嘭嘭，两只手拍打不停。梁姥姥甩开手脚，伴着节奏跳动。敲着，跳着。中午变成黄昏，黄昏变成日落。
市场需求引起技术变革。一年前，梁姥姥和老伴儿合计了一下，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决定放弃心爱的传统文化，改为用指节敲膝盖骨。啵啵啵地敲个一分钟，不知道哪路神仙就附体了。我觉得这种方式无聊透顶，远没有跳舞好看。于是向梁姥姥建议，有时间和她家的大仙商量商量，把请神恢复成跳舞。可梁姥姥坚持认为，这种方式有神秘色彩，而且效率极高。所以她敲膝盖敲了很久。
等到号码卡片上的数字扩展到100，敲膝盖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终究被淘汰。请神的方式演变为抽烟。一根烟下来，一件事儿就看完了。
我认为数字卡片毁掉了文化。但是，拜梁姥姥所赐，我成了班级里的明星。那段时间，男生间流行收集烟盒，其中以我和赵兵收集的最多。我常往梁姥姥的院子跑，软白沙、红塔山、黄鹤楼……每次去都能带回满满一口袋。赵兵不一样。他靠爹。他的有钱老爹从上海给他寄回了很多烟盒。
我对赵兵老爹的印象停留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带着寒意的阳光透过塑料保温层，铺在炕上。我半睡半醒地窝在被子里。外屋忽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响声，我裹上棉衣，趿拉着拖鞋去开门。打开门，是两个绿大衣。两人缩着脖子，清了清嗓子，问，赵晖是住在这儿吗？我说，他们家住对门。他们点点头，转身去敲对面的门。
在工人家属区，赵兵老爹——赵晖，是黑白通吃的风云人物。谁要是掌握他家的新闻，就将是槐树荫下唠嗑时段的核心。我没有立刻回屋，反而将门留了一条缝儿，偷偷观察对面的动静。
门敲了好一会儿才打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赵兵的老妈，将门打开半扇，说：“快进来吧，这会儿他刚消停。”屋内响起玻璃破碎的声音。女人尴尬地笑笑，转身进了屋。两个绿大衣冷冷地对视一眼，跟了进去，顺手带上门。屋里先是传出几声男人的哭喊，然后是一阵窃窃私语。最后，漫长的平静一直延续到门再次打开。出来时，两个绿大衣一人夹了一个黑色手提包，手提一个沉甸甸的红色袋子。我从门缝里觑到几个长方形的包装盒，在袋子里摇摇晃晃。
“嫂子，您快回去吧。”“外面冷，不用送了。”“你们慢点啊。”
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楼梯转角。女人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一个满脸胡子的男人突然从屋里走到门口。是赵晖。女人吓了一跳，左右瞧一圈儿，发现没人，说：“刚才装得还挺像。”赵晖一乐，说：“那是，也不想想你男人是谁。”他推开门就要往外走。女人把他拽住，说：“过几天再出去吧，左邻右舍看到不太好。”男人说：“没事，组织上都认定咱有病了，别人说啥都没用；再说，邻居们跟咱家关系好，没人会举报咱。”他抓起鞋拔子，把脚往鞋里硬塞，说：“马上我就出去打工了，这两天在县里多转转。”
女人不再阻拦。
赵晖抬着自行车，哼着小曲，离开了我的视线。
两个月后，工厂宣布破产。一批又一批的人买断下岗。工人家属区却传出消息，赵晖患上精神分裂症，办了退休。
初三上学期，赵兵手里的烟盒越来越贵。有一次课间，赵兵扇烟盒赢了个包圆，他拉我到墙角，说，我爹在上海做上大买卖了，手里好几个工程。我一愣，赵兵平常虽然满嘴跑火车，但不是喜欢炫耀的人。我说，咋的，你成了狗大户，嫌弃穷哥们儿的烟盒了？他照我胸口捶了一拳，说，放屁。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接着说，我爸打算把我们一家都接到上海。
我盯着他狮子样的鼻子，没说话。梁姥姥曾经给赵兵相过面，说他狮鼻阔口，是天生的富家子弟。
憋了半天，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挽留的理由，只能说，吕雯咋办？
赵兵揉碎手里的烟盒，郑重地把手放到我肩膀上，说，咱们是托妻献子的交情，吕雯就托付给兄弟你了。
这话不知道怎么被吕雯和陈兰听到了，她俩的回应是一连串白眼。学期还没结束，班主任就宣布赵兵转学。
事实证明，即便是狗大户，想离开那个年代的北镇县也得乖乖坐绿皮车。
候车室一眼望过去，只有数不清的人头。我们本来不多的伤感情绪，很快就被吵闹与刺鼻的烟味儿冲碎。陈兰扭过头，尽力不去在意对面座位上撒尿的小男孩，问，赵兵，你那趟车咋还没来啊？
赵兵还没来得及回答，一直站在检票口的赵兵老妈，忽然放下行李，冲这边挥手。通知检票的喇叭应声而响。赵兵张了张嘴，没说话。我想说几句送别话，像什么“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是仔细一想，除了赵兵他老爹，上海的同胞们还真不认识他，只能说了句“保重”。赵兵狠狠一点头，眼睛却一直往吕雯身上瞟。
陈兰忽然站起来，说，大老爷们儿就别磨叽了，你要走赶紧走，我可不陪你耗了。说完，她背起书包逆着人流走去，留下呆坐在椅子上的吕雯。吕雯那天穿了一身灰色的棉服。她低着头拨弄衣角。衣服破口处露出的棉絮，怎么扯也扯不完。
赵兵放弃了说出一番豪言壮语的打算。他满不在乎地一虎脸，捏着车票，汇入熙熙攘的人群。
那段时间，汽笛声与铁轮滚动声是北镇县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