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废除“姑妈女儿还舅亲”后第一个嫁到熬村的汉族女子。面对山那边还是山的莽莽群山，母亲哭饱哭累了，抹干眼泪说，好吧，只要感情在，不怕吃酸菜。刚到熬村的母亲，不懂熬村的语言，只有叔妈经常来我们家串门。两人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叔妈佩服母亲敢于远嫁的勇气，母亲佩服叔妈敢于跟陋习作斗争的能力。
按照熬村的规矩，老人下葬第二天，孝子贤孙都要到坟地烧纸培土，又叫复山。那天的儿媳妇要带着一个有盖的竹编饭篓，里面装上糯米饭和腌鱼在坟前跪拜。直到坟堆爬出一只虫子，儿媳就用树叶轻轻捧起虫子，把它装进饭篓，盖上盖子，一路小跑往家赶。路途既不能跟人说话，也不能应答路上跟你打招呼的人。回到家里，儿媳妇将竹饭篓放在神龛上，烧香祭拜，磕头作揖三次以后，才算把老祖宗的魂灵接回家中，以此保佑儿孙兴旺发达。
当时我问父亲，为什么接祖宗的魂灵回家，不是由传递香火的你或者孙子来迎接，而要一个外姓媳妇带回家？父亲回答我，爷爷生前都是你妈伺候着，死后到了那边，仍然需要吃喝拉撒，这种事情当然由你妈来完成。
我和哥哥三个大男人，两个侄儿和嫂子，爬了坡，又给爷爷的坟堆上了几块土坯，感觉浑身无力。回到家，就清一色坐在沙发上等母亲给我们做饭吃。
吃完饭，就发生开头那一幕。
母亲说完要出去打工那句话，进卧室后就再没出来，我们也没有谁主动去厨房帮母亲收拾剩下的残局，而是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正午，我睁开眼睛，就听到父亲在厨房大吼大叫。原来是厨房门昨天没关，残羹剩饭在垃圾桶没及时倒掉，邻居家的老母鸡正带着一群小鸡仔扒得满地都是，还有无数鸡粪在灶台上。揭开电饭煲，里面没有热乎的早饭。想倒一杯热水喝，茶壶又空空的。父亲简直气疯了，看我蓬头垢面到来，又一脚把餐桌踢了个底朝天。
我赶紧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的电话是关机状态。又赶紧打电话问哥哥，母亲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了省城？哥哥说没有。我在房前屋后找了一遍，只在床头柜看到母亲的手机。我又跑到村后的菜园查看，还是找不到母亲的身影。
夜晚，当父亲提着一只双脚被黄鼠狼咬伤的跑山鸡回家敷药时，母亲还是没有回来。我禁不住问父亲，我妈不会真去打工了吧？父亲扬扬手里的跑山鸡说，你妈就像这只受伤的鸡，跑不脱的。我又问，要不要去派出所报个案？父亲说，别大惊小怪，三天之内不回家，我拿脑袋给你当凳子坐！父亲说得斩钉截铁，仿佛母亲就是他手中的那只断脚的鸡。
就这一点，母亲确实被父亲拿捏得死死的。在我们熬村，所有嫁进来的女子都自然被村里人隐去姓名，跟着夫家不断有新的名字出现。我爷爷叫张文广，母亲走进我家那天就叫张文广儿媳。父亲叫张天才，母亲的名字又叫张天才婆娘。后来生下我哥哥叫张启航，母亲又叫张启航妈。再生下我，母亲又叫张启程妈。嫁进熬村的女子，不管她如何孝敬公婆，公婆去世后，墓碑依然不能刻上儿媳的姓名。就算女人本人去世，墓碑也只能刻上某氏某婆之坟墓。千百年来，熬村一直保持这种习俗，不管是从外面嫁进来的媳妇，还是当地娶到的女人，几乎对自己被隐去姓名一事从未提起。
就在母亲生下我那年，奶奶脑梗瘫痪在床。父亲像村里男人一样，只负责干田间地头的农活，我们全家的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一人操劳。奶奶病倒就是八年，母亲就伺候了八年。奶奶去世后，父亲还是按照熬村的规矩，没有在奶奶的墓碑刻上母亲的姓名。母亲看见后质问父亲，她全心全意伺候着奶奶，为什么儿媳的名字不能刻上墓碑？父亲说，一个外来人，跟墓主没有任何血亲关系，刻上去没什么意义。再说了，万一哪天离了婚，难得上坟去铲除。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流了眼泪，还跟父亲顶了嘴。母亲说，没有我，哪来你两个儿子？需要我端茶送水，揩屎接尿的时候，你说我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现在不要人了，我就是一个外人。父亲也发了火，大声吼道，实在不甘心，你就去把墓碑抠出来，抬到县城刻一个名字吧。
母亲当然没力气抠墓碑，更没能力在墓碑上刻上自己的姓名，只是跑到奶奶的坟墓前哭了一顿，然后到县城车站门口徘徊了一天，第二天又灰溜溜转回家里来。那时候我哥哥十一岁，我八岁。
事后，我听父亲经常在村里人面前炫耀说，女人就是一头拉磨的驴，只要前面有一根胡萝卜，她就会一直往前走，不会走丢的。当然，我和我哥就是那两根胡萝卜，父亲知道母亲离不开她的孩子。
就在接爷爷魂灵回家那天，我看见母亲跪在墓碑前，抓到一只虫儿放进竹篓后，一直盯着爷爷的墓碑看，在确认没有自己姓名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母亲说，自始至终我不是你们张家的人。说完，提起竹饭篓一路小跑回了屋。吃饭时，父亲呵斥母亲，你有哪样伤心的，墓碑就巴掌大一块，孝子贤孙又多，哪有地方排下你的名字？母亲说，孙子玄孙的名字都能排下，唯独多我一个人？父亲说，你这是蛮不讲理，你看熬村有哪家的墓碑刻上儿媳的姓名？母亲不再说话，但两颗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溢出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