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的死了。可死意味着什么？我和小傻姨都弄不明白。风雪交加的午后，我躺在炕上梦到奶奶回来了，还是那副慈祥的模样，摔断的腿也恢复了正常。我一骨碌爬起来，想搂她的脖子，可她不让我靠近。我开始哭，哭个没完，醒来也不能停下。
父亲母亲有事，陆续关门出去了。小傻姨为我擦掉不断涌出的泪水，用因缺牙而含糊不清的口音向我保证，她会找到雪神，让他把奶奶送回来。
小傻姨什么时间离开家的，我没有记忆，当然也不知道她在风雪中是如何辨别方向的。我只记得她被找回来时，天已经漆黑。母亲看见小傻姨脸色青紫，满腔怒火一下子全化作了心疼。她想把妹妹搂在怀里，发现父亲还在气头上，只好愣愣地站在一边。
小傻姨什么都没说，只是满眼愧疚地看着我，仿佛没有带回奶奶是她的错。终于，母亲好像从梦里醒来了似的，跑到屋檐下摘下干艾蒿。那是端午节我和小傻姨一起摘的，风干得如同树枝。母亲架火煮艾蒿水，准备给她驱寒。父亲则瞪圆了眼睛，一遍遍怒吼：“死在外面算了！”
那个冬天，父亲的心又冷又硬。唯有艾蒿水滚烫，能烫死人。
可是父亲说，这些是我的又一个梦，和梦见雪神，梦见奶奶一样。小傻姨那晚根本没有回来，她走出去后就彻底丢了。那年，我八岁，很容易把梦境与现实弄混。我去问母亲，她除了哭，还是哭。我觉得她的眼泪一定是淡的，喝进去的水不经消化又流出来，所以才会无穷无尽。我对她感到失望，如果奶奶还在，她一定会把事实讲给我听。可是，奶奶死了。我接受了现实，在那些没有故事，也没有小傻姨的日子里，孤单地想念。想念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生活就像从高速行驶的列车窗口往外看到的情形：有的人是远山，缓慢移动，有的人是近树，急速后退；一朵悬垂的云，转着身子展示不同姿态，就像小女孩提着裙角让你看她的新衣服。这些会让你忘记自己正在疾驰的列车上，错认为自己才是生活的中心。从城里回家，一路上我就不停地这样想。手机摆在小方桌上，父亲催归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起。我从他颠倒急迫的话语里听出他在哭泣，年龄大了以后，他就剩下这一种本事。
然而，此刻的父亲像换了一个人，自从锯子声响起，他就不再说话，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那双飞快拉动锯柄的手臂。他一定从小郭身上看见了过去的自己。那时候，他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后悔；如今，父亲身材走样，像装酒的大肚瓷瓶，喉咙里常年有白酒倒入杯中的咕噜声。我小时候，他是个闷葫芦，不怒自威，现在则变成了酒葫芦，酒后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语气里不带一分自信。这样的他只能招致更多的耻笑。“你们家的活儿不都是梅果儿干的吗？你个老酒桶。”大家一定会当面揭穿他。他吹胡子瞪眼一番，也只好回家睡觉，有时被自己的呼噜声震醒，翻个身继续睡。
梅果儿就是我。
十五年后，再无人提及外号“小木耳”，我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小傻姨之后，我再无朋友，她走了，也带走了我的孩子气。我一下长大了，每天除了干活，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看村里那条不太宽的水泥路。周一会有一辆送货车停在食杂店前，偶尔有些小贩来争抢生意。门口的柳树树身上长了一个树洞，一个男孩从里面掏出水灵灵的蘑菇，我知道，在他手指碰触的地方，死亡与生命正交错生长。四队得甲亢的女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她买了很多吃的，人却越来越瘦。逢年过节，那些和我同龄的人会大包小包地赶回来，在树下稍作停留，他们用打工挣来的钱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向遇见的每个人说“你好”。
父亲从不羡慕这些人，不但不羡慕，还在背后骂他们。我把他和他的声音关在门外，独自写我的日记。有时，头发垂下来，遮住眼睛，也遮住世界。
我已经写了四本日记，连起来基本上就是自己这些年的生活。最近又增加了这本黑色皮面的笔记本，它们都被我锁在抽屉里，和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待在一起。每次拉动抽屉时，它们就会互相碰撞，像时间的风铃，响个不停。
等太阳再升高一些，我就要去河边放牛，楚陆也许已经在那里了。让他等一等吧，算作爽约的惩罚。到时候，我会检查锁头，把钥匙和笔记本装进背包，挂在牛背上。
老黄牛既温顺又聪明，可父亲刚把牛绳交给我时，我还怕自己被它吃掉呢。那时，我觉得生活一下子逼近了我，就像我的头离牛嘴巴那样近。好多次，我迷失在森林中，牛铃声被吸进树丛，雨幕挡住视线，我心中充满了惊恐。这时，我就默默想念那些离去的人。
想得最多的人还是母亲。
父亲说，母亲过独木桥时掉到河里，被河水冲走了。没找到尸首，所以没有坟墓，更无法祭奠。父亲说，母亲是无根的水，就像当年她和小傻姨突然而至一样，她的离去也是注定的。我想到母亲的眼泪，那么多，那么淡，父亲说的或许是对的。
那几年里，我常到河边寻找，希望母亲落水前，留下一只鞋或一颗纽扣作为线索。但是，我找遍了草与草之间的缝隙，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宽慰自己，什么也没有挺好的，她大概做了河神的女人。河神会给她无尽的鱼虾作为礼物，而不是像父亲，除了掀翻桌子、打碎碗碟，给不了别的。我也希望母亲能很快学会游泳，偶尔浮到水面上来看看她的“小木耳”，尽管她并不喜欢我。我有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垂目低笑的样子很美。有时候，父亲会站在某处远远地看着我，眼里满是负罪和愧疚，他一定是想起了某人，但从未提起过。
我们村现在叫麦村，“麦”不是姓氏，指的是河两岸一直延伸到南山的麦田。十五年前那场大旱之后，挨饿的人们长了记性，都开始改种麦子。成熟的季节，大地仿佛烫了金。麦田曾吸引来一位画家，那是个笑起来挺和气的男人，可一旦开始作画，他就变得格外严肃。附近的姑娘都想出现在他的画布上，最后只有羊倌的大女儿站在了那翻滚的“麦浪”中间。听说那幅画后来获了奖。画家不仅收获了荣誉，还带走了收麦姑娘的心和她身上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冬天来临，姑娘只剩下一副躯壳，只好住进了不需要灵魂的精神病院。
灵魂这东西，既健忘又脆弱，现实蹂躏它时总是毫不留情。羊倌一家为了保护女儿的灵魂，说她远嫁到了南方。这个缺乏创意的谎言让人们再次提起我的母亲。时隔多年，我终于看到了她留下的一个“线头”——那个远嫁南方的人是她，她没有淹死，而是跟一个南方木匠跑了。
村民不会使用“私奔”这样的词，却个个都是语言天才，他们所描述的，比事实更加生动。他们嘀咕时，用手遮挡嘴唇，却还是会露出一侧翘起的嘴角。我尽量心平气和地回忆，好像有那么一个早晨，一向不愿亲近我的母亲把我搂在了怀里。她的眼泪像拳头一样，打在我的肩膀上，滚烫得让人不知所措。门外传来敲门声，一声比一声急促。现在我知道了，落在门板上的手就是给我家修理饭桌的那只。而那张饭桌是父亲亲手摔坏的。
我没有询问父亲，就接受了私奔这种解释。我一点也不恨母亲，我能从那几滴眼泪里体会到亲情的分量以及无奈。这些话我一定不能对父亲说，他会拿十几年如一日对我的独自抚育与那些眼泪作比。那样，我将无言以对。
我照常去河边，但不再期待水里浮现出某张面孔，只是眺望远处的白石山。真希望小傻姨是对的，那里住着雪神，山下四季分明，山上白雪皑皑。麦子在身后摇摆，似乎在深深叹气。我的思绪总是被一些东西不停地打断，有时是母亲的无助，有时是父亲的暴怒，有时是母亲深夜的抽搐啜泣，有时是父亲梦中踹出的一脚——踢碎柜门玻璃的同时，脚趾上划开一道血红的口子。
我常常想，这些变化是否和小傻姨有关？自从她离开之后，每个人都偏离了自己。是惶恐，还是赎罪？我作为留下的那个，集猜忌与否定、胆怯与隐瞒于一体。我是不是凶手，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凶手？
既是证人，也是犯人。
于是，我跪在地上，学小傻姨的样子祈祷。祈祷母亲是真的走了，小傻姨也走了，祈祷她们会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遇见。母亲虽已显苍老，但模样没变。小傻姨已到婚嫁年龄，束起的长发减少了一些傻气。她装上了假牙。因为有了所爱之人，眼里也不再空洞。希望她出嫁的时候，姐姐是嫁妆，而不是负累。
羊倌的二女儿前几天也进城了。我们搭乘同一辆客车，她的行李有满满两大包，手里捏着一包油酥豆，弄得满车都是豆香味。我的背包里只装着那个黑色皮面笔记本和墨迹未干的故事。她一面嚼着豆子，一面兴奋地望着窗外。过去再不堪，也抹杀不了明天的风景。我想，这就是活着的意义。我祝福她，并告诉她别轻易信任别人。